《河殇》的原始面目

《河殇》的原始面目

--《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原名走出“黄河心理”)


【以下是谢选骏先生1988年1月单独为《河殇》摄制组所写作的《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后来的《河殇分镜头稿》(《河殇解说词》)就是在此基础上经多人讨论形成、分头执笔的,因此《河殇分镜头稿》中的有关黄河、龙、长城、蔚蓝色等著名象征的论述,也大多出自谢选骏先生的原先著述和现场设想,读者很快就可以在《河殇第一稿》中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

本稿曾经收入谢选骏先生的文集《向东方》,取名《第二章:走出黄河心理》。该文集原名《为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原定1988年冬季出版。“六四”事件以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单方面撕毁出版合约。1996年,该文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当代思想者文库”出版,改名《向东方》。由于谢选骏先生依然名列禁止出版著作的名单,《向东方》无法直接署名,只能匿名“疏野”出版。

“疏野”取意为谢选骏先生1987年至1989年间在《光明日报》的书评专栏《疏野书话》。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资讯的流通更加方便无碍,因此特将它上网,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提供那个时代的思想演变过程以及《河殇》创造经过的具体轨迹,帮助澄清有关《河殇》的种种误解和不实之词,以此方便研究者的使用,并满足一般读者的兴趣。】

【《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原名走出“黄河心理”),1988年1月】


谢选骏


第一集 黄河,一个象征

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这本来来一个常识,可是随着日益增多的地下考古新发现,这一常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最近,在辽河流域有了重大的突破--据认为公元前六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非常成熟的龙的造型。面对这比之夏代还要古老的证据,人们猜测纷纷,认为辽河流域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甚至是一个更重要的发祥地。此外,在青海、云南、贵州等地区,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仿佛与这些新发现的事实相呼应,有关“楚文化”研究的兴趣,也形成了一阵热潮。因为楚文化,仿佛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一种混和或中介,对它日益增长着的关注,暗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这一观念已受到了强烈的动摇。

最新的消息是:据新华社上海1988年1月2日上海新发现三座"良渚"古墓有陪葬奴隶,有关专家推论,夏王朝以前我国南方地区已经出现奴隶制。距今4500年前的"良堵"文化,先于被定论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夏王朝400年。这三座古墓是上海考古队在西郊青浦县福泉山发掘的。

这些事实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其意义是否业已充分到足以否决中原文化的主导性程度,则值得怀疑。起码,它忽略了两个要点:

一、根据"陪葬奴隶"的存在去推论奴隶制的存在,是颇为冒失的。因为这忘记了:陪葬者的存在,是一种宗教制度的产物,而奴隶制却是一种经济制度的结果。把宗教现象和经济现象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比如说”。以人殉葬的风俗,在我国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直到解放以前,但我们不能据此推论说中国明清时代社会,仍然奴隶制度之下。更何况,对一些原始民族的实地考察表明,有许多陪葬者生前非但不是奴隶,而且还是显贵人物。

二、我国地大物博,区域性文化(地方文化)非常丰富,且源远流长。其中有的甚至具有相对独立的起源。且能追溯到一万几千年之前。这种文化发生学上的多元性,及其必然包括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如原先落后的地区,后来又迅速发达,等等),相对于我国的幅员之大、住民之多而言,是十分自然的。对文化的总体命运来说,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起源的早晚,而是哪一种文化方式占领了主导地位,从而迫使其他方式同化于自己。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考察表上,如果一种文化模式起源甚早,但却被后来居上的其他文化所统治并被同化掉了,那么后来居上的文化就比起源更早的文化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一要点,我们可以说,周代文化比殷代文化对中国总体文化的影响更为巨大。也正是凭借这种观点,中原文化,比其他可能具有更早起源的地万文化,更具重要性。因为中原文化最终成为中国的统治文化,其他地方文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里,相继同化于中原文化,以此再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总体。在这里,统治的与被统治的、主导的与受主导的文化,虽然终于同化在一起,但对总体文明的构成、贡献却有所不同--前者大于后者。

根据一则同样新颖的报告,人们还可以"重新发现"中原文化主导论的价值:“有关考古学家和有关的古文字学家研究证明: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甲骨所显示的契刻符号,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4000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纸草文书。它为探索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从这种现象看来,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应与此一脉相承,以安阳殷墟甲骨卜辞为标志,中原地区在我国古代率先进大了有文字的历史时期。”(见《光明日报》1987年12月17日)

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文字的出现也许要比青铜器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更大的推动力,甚至要比宗教观念的形成更富于社会纽带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文明积累从此可以加速度前进的新时代开始。有了文字,信息及其传递,就可以成倍成倍地递增。从而,产生突破原始构架的文化能量。

中原文化主导性的重新确认,肯定了黄河(和它所冲积的"原"及"黄土高原")对中国文化生成的决定作用。

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这话当然有一定的经验事实为基础。在早期的中国文明刚刚透出晨光的日子里,广袤的黄土冲积地带,就成了中国民族休养生息、文治武功的巨大腹地。

有人把黄土冲积带比做“中国文化的子宫”,也正是基于此种经验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上述的比喻却也有“翻版”之嫌:“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母亲”--这就是翻版的原型?但是,与其说黄河象仁慈的母亲,毋宁说它象是横暴的、酒鬼般的父亲。

我们知道,黄河与中华民族、伏尔加河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

一、中国文化是独立起源的,而俄罗斯文化则是来自外国(匈奴文化、拜占庭文化、北欧文化等等)的启蒙。

二、黄河是早期中国文明的统治民族们活动的主要舞台,而伏尔加河则不过是俄罗斯扩张势力抵达东方之后开拓的一片新疆土。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伏尔加河很少扭曲俄罗斯文化的命运,更少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但黄河却对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干预,且多是造成破坏性的支配。黄河像一条暴怒的龙,常常恣意妄为,破坏人类的生活。这生活原先是在它的孕育之下成长的。

黄河的这种矛盾性格,在催眠和暗示中,塑造了中国命运的基本旋律:创造-- 破坏--再生。“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是由间歇期的“无律随机的冲动”,衔接而成的!

黄河,因此成为中国的象征。


第二集 二元归一

中国,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它雄踞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举囊括了绵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腹地。这个无法选择的命运,使它注定受到两股力量的竞相吸引:它在内陆的安详与稳定,和海洋的奇异与激情之间,踯躅徘徊。

人们曾经坚信,宇宙空间是蔚蓝色的。可是,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们离开地球进入宇宙空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宇宙和自身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蔚蓝色并不是宇宙的颜色,而恰恰是地球本身的颜色!

原始世界观认为,生命的原色是红的,因为他们看见动物体内流出的液体是红色的。他们幻想,生命的衰败,可能和红色的失落有关。为了表达对生命的眷恋,为了寻求复活和永生,他们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但是,认为生命之色是红色的观念,却是一个古老的迷信。

生命的本色并不是红的,许多昆虫体内流动的,就不是红色的血液,而是多种颜色的生命之水。

动物世界赖以生存的植物世界,红色的血液更是罕见。生命所依附的大气与水,使地球成为蔚蓝。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当人们展望世界,天空是蔚蓝色的,大海的波涛也是蔚蓝色的。大海并不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王国,而是人类的故乡。

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存在表明,人身上的许多特征,都与海洋哺乳动物的特性有关。人的眼泪和汗是咸的,人的手指之间有一种蹼的退化遗迹,人身上的毛发很少……

根据这种假说,人类的优势和幸运,正在于他是一种从海洋里重新退回到大陆上的生灵。他的祖先曾因大地的灾变而遁入大海,当他重新回到大地,诸多的不适应,伴随着陌生和恐惧,构成他独特的命运。这迫使他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

毫无疑问,人类的文明是在陆地上发展起来的。人本身的进化过程,也是在陆地上实现的。东非猿人、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的整个历程,都表明了这一点。渔猎的、采集的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以及近代的工业文明,都是立足于大地之基。但是,人类的文明从来也没有与海洋绝边缘。

远在地中海的航海文明兴起以前,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波利尼西亚人横渡整个太平洋抵达复活节岛。而马来人则穿越整个印度洋而移民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这是一万年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凭借今天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航海工具实现的。人们不禁要问,支持这种活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和信念?

中国古代的统治文明起源于内陆,但中国文明的整体则包含着丰富的海洋生活成份。

殷商时代通行于中国的货币,就是海洋生物的贝壳。

早在仰韶时代,酋长的墓室就由拼组成龙虎图案的贝壳来装点。

可以推测,为了保证这种货币供应,在当时的殷王朝统治中心,即现今的黄河中游一带与大海之间,已存在固定的商路。

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之间的中国哲学家庄周,曾经在一篇题为《秋水》的作品中表现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性格上的差异。

黄河的河神名叫河伯,秋天涨水的时候,他看到黄河之大与天下之美都包容于己了。狂喜之下,他尽情漂流直抵大海。等他看到大海的博大,茫然自失。随着他的叹息,大海的主宰北海若出来了,对他说: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它只知道自己的小小地盘;不能和夏天的虫子探讨冬天的冰雪,因为它除了自己的时代,便一无所知;也不能和专业学者去谈论真正的哲学,因为他受到知识与教育的局限。而今天,河伯你终于冲决了河道的壅塞,得见大海的宽宏博大。当你知道了自己的局限,就毅然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宏伟的境界……

河伯与北海若的这段遭遇,当然只是神话的插曲。但它是否对人类的文明史轨迹有一种提示意义呢?百川归海,内河的文明是否注定都要碰上大海的文明呢?

从现代世界史看,是这样的。中国文明的中心,深植在内陆的沃土之中;单一的中央集权,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因素,逐渐被压抑了下去。这使封建中国的生活日益单调为清一色的黄土地。黄色代替了蔚蓝色而成为统治的颜色,“黄袍加身”,成了攫取统治权力的象征。

秦汉时代的中国龙,有五种基本的颜色:北方有黑龙,东方有青龙,南方有赤龙,西方有自龙,中央有黄龙。

而明清以来的定式,使黄龙成了至高无上者。但黄色的历史性胜利,内陆文明因素对海洋文明因素的绝对控制--则是以整个民族的衰败,为代价的。

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它区别于各种以农耕和内河交通为特点的大陆文明。这一新文明是从哥伦布远航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成长的,迄今未衰。就这样,蔚蓝色不仅获得了地球生命的意义,而且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全民性的、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从民族活动的地域上把人类的文明分成了两大单元: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海洋文明虽也离不开陆上基地,但却以海洋为通道,在岛屿和沿海地区之间展开其活动。因此,与那些以河流为通道的大河文明和以湖泊为通道的高原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区别。

中国的躯体是黄色的,但心灵却受到蔚蓝色的召唤。千百年来,它正是时时想挣脱这矛盾的羁绊和纠缠,而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绵延最悠久的内陆文明。


第三集 “黄河心理”的透析

中华民族的统治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的双重力量(孕育与破坏),那绵延无尽的挑战,笼罩大地的毁灭性阴影,催生了中国民族特有的“黄河心理”,为它塑造了多重相应的文化构造。中国人,迄今仍是不自觉地处于这种心理的围困之下。分析它,既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自我,又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

“黄河心理”的一个重要外部特征,就是崇拜龙。龙和许多民族神话中的至上神祗不同。它没有人的形体,也没有人的精神。龙对人,是完全的异己力量。因此,和崇拜神人同形的偶像的那一系列文明相比,古代的中国文明,应该说是相对缺乏人道主义的。

“黄河心理”和龙的崇拜,可以一分为二看待。一方面,它鼓励了摆脱不掉它的人们的那种惰性的依附心理;另外,也在绝境中推动他们自强不息的创造活动。

黄河的泛滥是没有节律的,因此,与其他孕育了古代文明的那些巨大河流,如尼罗河和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恒河和五河(印度河等)流域等等不同,黄河泛滥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好处,而只造成普遍的社会灾难。这种绝境中的苦难,召唤了一种凭藉自己的力量去奋斗的现世精神。即,不仁慈的大自然,反倒激活了一种现世主义的生活态度。在古代宗教文明比比皆是的环境中,这种特殊的史官文化又是难能可贵的。

相比之下,古代希伯莱人的《圣经》中,寻求神所赐予的“流蜜流奶的地方”成为一项民族性的追求。那时,游牧的希伯莱人所渴望的乐园,是一片丰美的草地。

古代中国人,没有得天独厚的丰美草原,只得依靠汗水,把那片举目无边的黄土原,灌注成为二等耕地。对生活在古代中国文明环境中的居民来说,生活是不仁慈的;因此,他们最终放弃了向善的终级性的宗教信仰,而改取一种自救的、伦理的生活方式。这就是“非宗教的宗教”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精神具有一种真正自强不息的倾向。它拒绝把命运托付给神。

然而,在黄河那难以控御、不守规范的暴力面前,人的自强不息毕竟是有限的,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祭河”就成为统治王朝一项经常性的官方活动。从那以后,祭祀黄河以至献媚于龙神,便成了一种深不可拔的习俗。从《史记》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为河伯娶妻(以童女活祭黄河河神)的习俗,已有两千多年了。甚至在当代影片《黄土地》中,我们仍然看到了对于祭龙神求雨场景的大肆表现。祭祀黄河是一种民俗其表、宗教其里的为,但在根本上,它是一种心理行为。因为风俗和宗教的根源,无非潜藏于人的心中。而崇拜黄河,就是崇拜其毁灭性的力量;并企图通过人的献祭以平息其暴戾,并祈求可能的福利。这当然体现了人在文明无法控制的自然暴力面前的退缩,这种无可奈何的退缩,最终只有退到崇拜暴力权威与“恶”的套中去,以便在献媚中求得心理上的庇护。

古代中国人没有受到基督教非恶主义的“毒害”,因此,他们是原始的、天生的“尼采主义者”。对于不能掌握命运而只是被命运任意蹂躏的无权者来说,崇拜“恶”的心理,确实构成了一个伟大的洞识。这洞识在自信能够掌握命运的大无畏者看来,也许是虚幻的。但它确实能为普普通通的凡人,为那些被命运控制的人们,被恶势力摆布的人们--提供一种安全感。这就是企图通过与暴力的对话甚至是与恶势力的同化,去减轻以致消除自身的软弱,并以此渡过危机。

在个人力量和集体力量都难以抵抗的黄河暴力面前,悠久的历史养成彻底的屈从。这一心理习惯很轻易就转化到人对待其他事物的态度上去。卡尔·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曾深刻地指出,兴修水利工程所需要的那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构成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理所当然,这一基础也就构成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神话式背景:人的活动必须与“天意”结合起来,人的历史必须要经过超历史的重新描绘--然后才能登上大雅之堂。所以在中国,意识形态的审查是特别严厉的。结果,历史是文学化了的、幻想的、甚至神化了的历史;而人的现实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神化的善恶二分法所切割。在天意的隐秘推动下,世俗的善恶模式被神化,但却远远不是固定住:它是因人而异、因情设施的;仲裁的标尺尽在权势者的一念之差,其心血来潮,用以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衡量甚至扩及到了自然现象的领域,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与人事无关的科学研究。甚至连人类的技术活动也要受到善恶要求(伦理压力)的摆布。这样,科学和技术在古代中国就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在这种“一边倒”之下,甚至没有建立异端裁判所的必要。因为,中国的异端根本无须审判就可以被随意地消灭干净。中国的异端甚至长不到受审的标准就早已夭折了。因为大大小小的裁判所无所不在,它寓于“千夫指”之中,它成了一项无须证明的习俗。

当然,对于社会的健全发展来说,善恶的准则,是必要的,没有它,社会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一致的、普遍的行为规范,从而很难避免陷于内乱。但是,中国式的善恶二分法,却与“法治绝对主义”的观念无缘。严格说来,它只是相对的:只有空间上的一元化,没有时间的延续性;所以,连中国的历法和纪元,都是因朝代而改变的!一个皇帝一个纪元,甚至一个心血来潮一个新纪元!

中国社会中的善恶观念,不是普遍的,而是带有对象性,它是因事、因时而异的,它很少被时空相交的纵横网络给固定住(就像希腊、北欧神话中的“命运”之网那样绝对),而成为一种悬念。它本身始终只是一个实力的范畴,从来没有上升为一种宗教。或说,它从来只是一种“工具的理性”,而没有成为一种“本体的理性”。

缺乏绝对正义观念,即善恶准则始终停留在工具理性的范畴中,不是一个偶然的缺失。探讨其起源,不难发现,那是被黄河的横暴存在,给一再否决了的。中国文化本来也许有机会形成宗教式的、普遍而绝对的、作为本体而存在的“正义”--这可以从它也曾获得了工具性善恶观念这一事实看出一些端倪来;但是,这一可能的发展却在过于强大的压力下夭折了。这一夭折,是在黄河的横暴所培育的“黄河心理的围困”下,完成的。

黄河的存在,不仅否定了绝对正义,而且也否定了“根本改造”的价值。因为黄河的势力既是文明无法控制的,更是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改造的--你只能用小修小补、见机行事去应付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比方说,人们逐年增高堤坝,但却无法疏浚河床本身;人们可以人工开堤,把洪灾引向破坏后果较小的方面,但是却无法正本清源、澄清黄水。这种现实,既给中国人以小处的聪明,又使在大处显得愚钝。不,并不是愚钝,而是过于聪明,从而探知了可能性的底牌,于是终于放弃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不再去从事那一时一地看起来难以实现的伟大。放弃了超现实事物的追求,结果陷在俗务与务俗中。

这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拜利教,拜安全教。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中国人能力的大幅度增长,是被自己的“聪明”结束缚住的!这也许就是“文化早熟”的悲剧性后果--文化早熟。使一个民族迷信机巧。

中国文化的此种精神,并非全无教益,它起码使得绝对主义、机械主义的思维方式不行于中国。因此,在现代工业文明急速发展带来多重副作用的当今多事之秋,欧洲人已越来越看清绝对主义、机械主义可能和已经包含的危害,开始推崇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洋人的这种评价却不足以证明“黄河心理”突然焕发青春了。因为这种推崇对洋人来说,只是一种文化的引人和互补;但对我们自己来说,追随此种推崇却不啻一种火上浇油。因为,“黄河心理”的后裔需要的虽然也是引入和互补,但却是另类补剂--面对变革,在民族的生活中,需要确立本体型的而非仅仅工具理性型的善恶准则!这也就是倡导法治的内在要求。

法治,不应再被视为玩于股掌上的工具,而应被尊为一种境界、一个自在的目的。

缺乏绝对正义,缺乏法治状态,使“黄河心理”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破财免灾论”。在它看来,一个生活者,奋斗者,若不遭受同等量的损失或不幸,那么他的奋斗所获得的收益,就显得十分可疑。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幸福的生活而没有预先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那么他从此就会生活在不幸的阴影之下。严格地说,这不仅是对失去幸福的恐惧,还暗合着对幸福状态轻易得到的怀疑、甚至恐惧,这是于基督徒式的罪恶感和负疚心理不同的。这一恐惧变成了长期的精神担忧,其结果是足以抵消他所获得的现实幸福。

勘探一下破财免灾论的起源吧。

黄河在给予时,就暗合着夺走的阴谋了。黄河的给予,就体现为它的水:而黄河的夺走,则体现为大量泥沙。是黄河的泥沙造成洪水泛滥。泥沙和水是搅混在一起来到人间的。人们首先接触的是水,对泥沙所包含的危险,并非感受得那么直接,然而,等你对预定的阴谋有了切身体会时,那时一切也都为时已晚……不,这不是阴谋,这已经是赤裸裸的阳谋了!即红太阳般的的谋略。

黄河,远东世界这个自然存在着的暴君,也为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暴君提供了一个样板,提供了一个促使人们沉默地予以接受的典范。这个伟大的导师教导他所滋润出来的子民说:“要想有所收获,就得付出同等量的牺牲。”在此种理论指导下,有许多牺牲恰恰是作为收获之后的"报应"而人为摊派到世间的。这种理论,实际上否定了人的创造能力,难怪有的西方人自夸说,“创造”这一观念是西方文化(包括希伯莱文化)的一种特性。

在“黄河心理”看来,人生不是一种创造活动,而仅是一项有限的循环流变。即,把牺牲改变为收获,或者是在收获之后得到业报。一切生活,沦为有来则有往的循环作业,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无休无止,一项典型的“东方式的智慧”,就在黄河的示范性压力下诞生了。

然而,这种东方式的智慧,却是一种受虐心理的典型表现。

它已经是国民性,而不再仅仅是病。

这种受虐心理,是黄河的双重性格(这种概念得自黄河对人的两面相)促成的,其后果就形成了一种负面的循环--人们被迫受到黄河母亲的虐待(“母亲”与“虐待”的循环),从而养成了上述的在依附中受虐、在受虐下依附的心理。然后,这种心理又反转循回,引导人们到生活中去寻求并发展那种习于虐待甚至爱好虐待的倾向!

深受此种心理麻醉的人们,默默地受苦,甚至默默地等死,受虐终于升华为爱虐了。人们不再自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他们把默默地受苦、默默地等死,看成无法更替的命运,甚至奉为一种美德(如“能吃苦耐劳的人”这一赞誉),从而萌发了一种奇特的奴隶性格。而这些,在一个大无畏者看来,并不是命运,而只不过是一种卑贱的生活态度罢了。当然,如果我们被这种生活态度支配;那么,这种生活态度也就成了--种无法更替的命运了。因为“态度”,将把人带到一种特定的处境中去。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他自身!

一个事物自身就这样似乎由它自身而得到了论证。因为人们总是相信:“事实胜于雄辩。”这意思是说,事实比雄辩更为雄辩,所以任何雄辩在事实面前;就变为多余之物了。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一命题,却是一种悖论,因为事实与雄辩不同,正如存在与意识、语言不同一样--两个性质的事物(事实与雄辩)是无法相提并论、确切做比的。因此我们说,一个事物是无法由其自身存在而得到无须论证的特权的,实践经常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五四运动取消了统治文化的特权;现在,是取消“黄河心理”的特权的时候了。对存在的论证,绝不属于,更不等同于它自身。黄河心理的受虐倾向这一存在,并不能证明它自身的合理性。即使我们在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实际需要中,可以找到支持这一倾向的许多证据,它们实际上也只是这一受虐倾向造成的后果。正如,你无法从对缠足与辫子的爱好中,证明小脚与辫子的合理性与永久价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从存在到证明(即,从事实到雄辩)的系统循环一旦建立起来,也就成为牢不可破的了。它自我供养,从此变得富于柔韧性。且能成功地排除万难(即多种多样的不合于此循环的思维和行为),且能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合理性。人们看到自己既受到孕育、又遭到迫害的复杂处境,无可奈何之余,把这种处境奉为天经地义,用现代语言说,把它变成一项“客观规律”。那么,凡是不合于此项客观规律的思维、行为和人与事,必定要受到这客观规律的裁判,以至惩罚。

举例来说,当习俗看到一个人获得成功而又没有吃够足量的苦头,便认为他仿佛获得了不义之财。这时,很自然的心理反应,就是要迫他“付出所欠的那一笔债”。也就是说,它把人的成就看成一项额外的油水,而且,还是一项非份的、预支的油水。现在,是要他为此收获作出牺牲、付出“应有的代价”的时候了!

这种态度真是对人类的讽刺,讽刺他多么善于被自身创造的幻象所激动,并受其役使。对于不了解“黄河心理”的受虐倾问的局外人(如欧洲人)来说,他们可以称此为“东方式的嫉妒”,或者“红眼病”。

但我们却想到,这种态度既不单单是嫉妒,更不单单是红眼病。因为嫉妒是一种激情,而红眼病作为一种病态应是列于少数派之流。可是,要求人们为成就作出牺牲的这项社会习惯,在中国却是普遍的,是民族的价值标准!它既不是激情,又不是少数,因此,若称为嫉妒或红眼病,就是用词不当,或是将错就错。“通病”原不是病,而是我们的国民性!

这种用词不当和将错就错,还在悄悄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呢!这就是积极掩盖“黄河心理”的受虐倾向,以便它在合理化中万世长存。实际上,这也是“黄河心理”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要求保护它的独占地位不受外力影响,它要求它的吃人权力得到“合乎自然”的延续。


第四集 两种选择

台湾学者凌纯声在他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则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

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问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现行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扭捩,“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第五集 历史. 民族. “图腾物”

黄河,既是中国历史的厄运,又是中国民族的幸运。在早期,黄河所培育的黄土地带,使中国古文明得以“早熟”。因为它松软,宜于原始的木质工具进行农耕的开发。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那里便发展了农业文明。而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由于青铜大都用于兵器和礼器,原始的农民依然用木具耕作,因此培育中国早期文明的基础,仍是黄土地带。因此中华精神文明的水准之高,与当时生产工具技术水准之低,形成令人惊诧的反差。同时,精神文明的上层建筑早熟,又使得文明的基础设施(技术)的薄弱状态更为突出。这不仅有碍于基础文明的自然发展,还以沉重的负担,窒息了这一发展。

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文化中那些引人注目的特殊性,如崇道崇德而抑器抑术的倾问。原先,黄河上游的黄土地是更适宜于游牧而不适宜于农耕的,因为那里的降雨量较低,而土质过于松软,易于发生水土流失。但是,农耕的西渐进程一旦开始,便不可阻挡了。人们必须得在这片不再适宜耕作的士地上(只有极小部分的例外)苦苦挣扎,以求得延续。从此,早期的财富成为一项摆脱不掉的负累。

黄河代表着一种自然力,但这绝不是一股普通的自然力。我们知道,人所创造的文明,具有一种抵御自然力、甚至驾驭自然力的基本;因此,随着文明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力进行利用的不断提升、方法不断增多,一般说来,自然力对人所构成的危害,会发生递减现象。但是,黄河却是特殊的自然力,这突出表现在它对人类的危害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呈现相反的即递增趋向。

如果我们把人的文明发展简化成“游猎游牧方式”、“定居农业”、“工商业文明方式”等三段式,来检验黄河对人类危害递增异常现象,情势就甚为明晰。

在早期的游牧游猎生活中,原始人逐水草和动物群落而走,不断变化自己的生息之地。这时,黄河的洪灾对他造成的危害尚为有限。因为洪水来了,他可以逃走。到了中期即定居的农耕时代,人们已相对失去了自由迁移的机会,他对土地的投资和依附同时增加了,无法轻易离开自己的固定家园。因此在黄灾面前,他使失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游击能力。逃荒的农民,不可与游徙的猎人、牧民同日而语了,因为他已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甚至失去了生活资料。但在黄河的压力下,农民的逃荒却几乎成为一种日课。

根据同样的理由,在近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中,黄河的危险性也与工业投资的增加同比例地上涨。现代文明,还无法提供有效的根治黄河的万法,它最多只是把黄河决堤的危险延迟,但同时,却在无形中增大了危机总爆发时的破坏能量。

与现代文明不能有效控制黄河的情况相反,工业却在黄河流域投入越来越大的资金,这无异于把黄河威胁的对象扩大化了。其结果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现代工业人,比过去的农业祖先更脆弱。当他受到黄河泛滥的打击时便显现出来了。

一个证据是,人们常用人工决堤的方法,把黄水的泛滥从城市引向农村,或从发达的地区引向贫困地区,以此来减少总体损失。这一处治方法的施行,表明文明人类确实受到洪灾日益增长的威胁。所以,人们牺牲落后地区,保护发达地区。

黄河是“缺乏自制力的怪龙”。确实,只要你见过黄河那狂放的水势、惊心动魄的呼啸,就会同意这一看法:会同意说,“中国龙的原型就是奔腾不息的黄河!”

从形态上看,黄河与龙有许多近似,它们的性格都是不可预测的暴虐,它们的身姿都是蜿蜒曲折的,它们的态度都是盛气凌人的……现代学者们常常纵论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表现”。但他们是否做过一些横向的比较呢?其实,中国人所崇拜的龙--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象征--就大大否定了这种关于人文主义精神表现的假说。因为龙并不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而是一种自然力的超人象征,是一种与人对立却迫使人屈从于它的神秘势力。也就是说,崇拜这异己力量的人民,不可能是一种充满目信的人民。

民间节日,是很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节日庆典饱含了集体意识和传统思想,例如,流行我国各地的民间节日的庆祝活动中,舞龙和龙舞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现在,随着华人向世界的流散,龙舞和舞龙也被带到天涯海角,成为华人社区生活的一项标志。不论海内外,舞龙和龙舞都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象征。这就透现了我们以上分析的“黄河心理”。

首先,舞龙和龙舞是一种原始的集体活动。在这种活动里,个人的性灵被淹没了,你必须按照一律的节奏和姿态去活动。甚至连欢乐也必须一致,不得有半点差池。其次,随着个性的压制,人凝固为某种异已力量、异化象征--龙的从属。随着龙舞达到高潮,在鼓乐齐鸣中,在万众欢腾的假面下,人也就消失了。一个巨型的,与人对立的怪物,取代了人。而耸立在地平线上,并化入每个人的血液中,成了我们文化的样板甚至社会理想的“图腾标志”。就这样,几千年以前的原始象征,至今受到文明人的祀拜。

受到崇拜的龙,不是个死摆设,而是统治力量的符号,也是奴隶心理的象征。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一个无限的威灵;就后者而言,它倾注一片无言的顺从。

黄河的不可制服的存在,对人是一项灾雅。但人是奇妙的,他从来就不是被动地承受灾难的生物。他会奋起反抗,甚至在反抗无济于事而只能招致更大不幸时,他也不会停止作为。他的努力转向了:奴隶状态把抵抗解释成了一桩愚笨的事,而把屈从化为一项美德,以此来安抚自己受到彻底伤害而无法复原的心灵。于是,“自尊心”被发明出来了。

人,是个体的人。因此集体主义的终极含义,最多也只能是:“在集体中寻求自我”。与此相应,人是有尊严的人。因此,人类彻底的、由衷的屈从形式,也只能终极地体现为“在受到崇拜的对象中,寻求被迫崇拜的自我”。也就是说,崇拜和信仰,成了人类自尊心的最后防线。凡是有崇拜和信仰的地方,就说明人的自尊心已经无法再行退避了--在这防线后边,绵延着那良心崩解的荒芜状态。

对一个彻底的非信仰者(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需要强盛的体魄作为后盾)来说,任何信仰和崇拜(哪怕是唯物主义形式的)无异于软弱的表现,是失却自信后的托庇。对一群需要一起合成某个组织机体的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在组织与教条中,找到了安慰。” 也就是说,受到此种慰问的人,是在组织化信仰加崇拜仪式中,捡回了变形的自我!

因此,不论你把龙的存在解释为一种早期图腾崇拜的遗迹(也就是血缘崇拜的遗迹),还是把它解释为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它都具有上述的双重的奴性含义。


第六集 环境保护与文明的本来

黄河的存在,黄河与人交织而成的命运之网,使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的不可征服性。因此,与西方精神不同,中国精神从来没有萌生过征服自然、无限制地驾驭自然的奢望。它的最高理想,仅仅是更圆顺地与自然协调关系,以便在其中获得一个较为舒服的位置。这使中国思想明显地带有相对的、现世的、小康的享乐色彩,而不具绝对主义特性。“人定胜天”的意思是说,“人定则胜天”,人的定意胜过天的赐福,而普遍误读的“人一定胜天”。

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表朗人类(严格地说,是现代社会的意识)正在重新认识自然、着手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对于在“黄河心理”的孕育下长起来的我们来说,最好不要把这种国际新思潮与“黄河心理”的旧取向等同起来,因为前者是在急剧工业化的过程中爆发的一种反思;而后者却是在传统农耕的经营方式下残留的无意识。也许,对于那些“过度”工业化了的社会来说,摄取一些“黄河心理”的落后要素,是不乏教益的。因为那可以达到一种中和。同样显而易见。对我们来说,类似的过程,将是尽力从“黄河心理”的受虐中走出,面对海洋,面对新世界,从另一种方式,达到中国的现代化所需要(而非欧美的后现代化的焦虑所赞许)的新中和。这样,过度工业化的社会和不够工业化的社会,“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将在各自的基础上,从各自不同的历史--走到一起,面对这个充满新意的时代。

环境保护的需要,否定了人战胜自然的命题。同时也否定了人在因循中屈从自然的习俗--因为这两种态度(可分别称为“浮土德精神”与“黄河心理”),最后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而这破坏的重量,最终将反转到人类自己头上,从而阻碍他在文明史上的继续跋涉。

从鸦片战争时代迫于外力的开放,到而今发自内部压力的开放,历史走完了一个圆,从而显示了它的进步。两种开放的形势当然不同,但都是面向世界即面向蔚蓝色的行动。闭关自守和改革开放,在这两极运动的交界线上,也许只是一念之差,是个策略问题,即中华民族如何更有效地对付列强的挑战。

但是很快地,这两极运动将分道扬镳,各自的指向不再相同:一个是退回古老的农业文明,一个是朝向新兴的国际文明;一个是在固步自封中坐吃山空,一个是在锐意进取中与世界对流。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把人引入不同的命运。文化的历史表明,民族是精神的载体,而作为“民族脊梁”的先进分子则天生负有一种脊梁般的使命,这就是表达民族的精神,把国家推向日新自强的路。

知识是一个民族自新自强的有力手段,而知识分子往往就成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有力前锋。纳粹德国灭亡波兰的计划凸现出了一个真理:要毁灭--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分子。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想想意识。当人们说到“知识分子”这个字眼的时候,不仅指代一种知识的保存者、应用者,还指代知识的洗涤者、创新者,甚至指代民族的脊梁。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必定是民族的一脊梁--这是从社会功能上去看。

从文化功能上看知识分子,就会发现两种知识分子。一种主要肩负传播的使命,他们是教师、翻译工作者;还有一种肩负设计与制作的使命,他们是思想家和工程师,是文化的创造者。实际生活领域中的知识分子,则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分担这两种使命。

知识分子政策不仅是个社会措施问题,也不仅是个让长官来使用人才和安置就业人员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的晴雨表。被称作“知识分子”的那种人,是整个社会中最敏感最能动的一部分人,他们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个社会的内部关系。

知识分子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前奏。

知识分子和社会,在交互作用中变化。

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被区分为新旧两种。今天,我们无疑是更为推崇“五四”以后的新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代表近代史发展的方向。但是,我们却也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新旧两种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上,“五四”以前的旧知识分子,其实要比“五四”以后的新知识分子,具有更大的力量。

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知识分子越新,他的社会影响力反倒越小!这是令人深感不安的。

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所激起的深刻社会变革,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大起影响的显著例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以知识分子为先驱的。有人把知识分子问题简单理解成“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或者“知识分子打击知识分子”。这显然是不够的。但这也多少含有一点真情:知识界的骚动,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动荡、混乱甚至最终解体的伴生现象。

知识分子社会影响力的消长,从另面说明了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文化的需求的变化幅度。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团结并形成一股的合力,也是从一个侧面指示出这个社会的文化,正在形成内在的有机系统。

可怕的不是政策的失败,而是失败所意味的沉沦。沉沦和沉沦中涌现的超巨量腐败是令人绝望的,但沉沦也激发了崛起的力量。

上升和下降,永远是在交替中进行,以便用这两种方式的总和,去完成世界运动的鼎沸过程。我们的自信心只能表现在,相信中国文明及其传人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力量曾被一再证明。

中国人的自信,就在他敢于吸取一切异己的力量,然后再使之同化于己。

是走出黄河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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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只不过是当年《河殇》的翻版

《大国崛起》只不过是当年《河殇》的翻版

作者: 逻辑(巴.城.褐.梅)


是隔了二十年后的又一次炒作,是《河殇》、《走向共和》系列工程的新阶段,是小康盛世的另一种意淫方式,也是为了给业已陷入困境的改革注射一剂新的兴奋剂(或曰麻醉剂)。

从开篇的海洋文明扯起,已经不难看出当年《河殇》中蓝色文明的再次还魂,再次看到那个一心告别黄土大陆文明的鼓噪。虽然网上可以直接观看这个剧集,但是正如同当年《河殇》之于我一样,只能付之一笑。想当年,那个薄薄的小册子曾经让当年大学生激动不已,当年的学运是各种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河殇》对其直接影响不容低估。

《河殇》《大国崛起》所吹捧的海洋“文明”本质上就是海盗“文明”,是当年游牧民族在陆地沙漠瀚海的周期性劫掠农耕民族的海洋镜像。如果没有近代工业的兴起,那么所吹捧的海洋文明是禁不住任何历史的考验的,那么也只能和当年驰骋在地中海的希腊和威尼斯一样沦为历史。其实里面提到的葡萄牙、西班牙只能算是一度兴起的强国,和整个篇幅中叙述的其他大国相比根本不配称之为大国。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个衰败的大国也决不会是今天葡萄牙西班牙这个样子,英国就是最好的证明。

所谓的海洋文明和工业革命的关系不大,现在在世界经济政治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无一不是工业化国家,这才是大国的共性。正因为工业化所以才实现发达,正因为工业化所以即使衰落也不至于沦落到两牙的地位。而且这些国家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都是海盗出身,但是靠海盗的海洋文明是无法战胜中国这样的农耕大国,即便是在明末被北方游牧民族打得望风而逃的明朝郑成功的一旅偏师照样将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从中国台湾赶走。英国如果不是有工业革命所赋予的比农耕社会更强大的实力,也不可能靠一支小小的远征军打得清廷割地赔款。葡萄牙西班牙其兴于工业革命之前,所以衰败之后也就一直走下坡路,基本上就是坐吃山空把殖民老本吃光丢净而已。

而且这里面的德国可以说是对海洋文明的生拉硬拽的一个莫大讽刺。德国兴起比较晚,而且海军一直就被英法困在港口内,海外殖民地少得可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陆国家。一旦扩张就必然直接面对其他欧洲列强,因此也不难解释德国为什么总是在欧洲大打出手。但是德国始终也没有在海洋霸权上占有上风,而且两次世界大战都战败投降,并且一次比一次遭到大规模工业时代战争的蹂躏,经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前所未见的战争破坏,但是和两牙相比却又总是能迅速东山再起。从中不难看出大国强盛和海洋文明不存在那种宣传片中牵强附会的因果关系。现在依然主导世界经济的大国无一不是工业化程度名列前茅的国家,放弃毛时代的工业化道路而自废武功挥刀自宫靠买办经济打工经济也只能过过意淫的短暂兴奋。

不过这个系列片子(骗子)的确碰到一些新国家主义以及各式各样的所谓民族主义者的G点,于是乎一帮人在鸦片的吞云吐雾中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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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殇》一脉相承的《大国崛起》

与《河殇》一脉相承的《大国崛起》

作者:宪之


央视国际论坛近期很有进步,谈论中东局势已较客观,不像当年美国兵刚入侵伊拉克时那样一味抱美国人的粗腿,关于日本虐待中国战俘以及美国兵在越南投放橙色化学毒剂的资料都使人刮目相看,不过近期的系列大制作《大国崛起》却使人感到不是滋味,不免想起《河殇》与《走向共和》,难免困惑:它要给人们什么启示?

一、《崛起》有点文不对题。

探讨强国之路,要从时代环境和自己的具体国情出发。我们所处的时代,既不是葡萄牙西班牙人航海开拓殖民地的时代,也不是明治维新或列强争霸时代,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全球化扩张的时代。华约自行解散,而与之共生的北约却并不“妥协”,它不仅未曾解散反而不断扩张,“北大西洋”居然“公约”到了中亚腹地,还要“全球化”。我们的精英依然批判自己的“冷战思维”不止,高标“妥协”。处于这一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处境天差地别:西欧国家与美国是竞争对手,他们对第三世界则可以强凌弱。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其小者易妆更适以心甘情愿地出卖自己,纷纷变成“没有民族资本的市场资本主义”沦为人家的附庸;其大者在轰然倒塌四分五裂之后不甘衰败又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力求自振。第三世界则较为复杂,亚非洲诸国虽然早已“接轨”,或依然挣扎在温饱线上,或吃力地在民族与买办资本主义的双轨道上蹒跚而行;中东地区虽然可以得天独厚吃着石油饭,但也正因为如此而成为霸权觊觎插手的对象而被搞得迄无宁日,如伊拉克更是惨遭荼毒;亚洲的菲律宾完全按照美国制度复制自己也不过尔尔,拉美诸国也曾热中于新自由主义崛起,后来差点把自己“崛”入了“第四世界”,如今他们已经从覆辙中爬起,纷纷左转,重新寻找振兴之路了。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美国霸权的和平演变对象与竞争对手,我们的崛起,着眼点不应该放到帝国主义列强身上,而是应该首先认认真真地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中吸取教训,以便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应该从第三世界诸国成功与挫折中,破除对于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迷信。我们 “站起来”半个多世纪了,“崛起”是腰杆子应该挺得更直更壮些,千万不要趴下。《崛起》较《河殇》有进步,比如对苏联在二战前通过“五年计划”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30年代世界性的“大萧条”中一支独秀的奇迹,未曾蓄意遮蔽——然而它将这点与凯恩斯主义别有用心地混为一谈了——既然计划经济未曾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能够将一个使用木犁的俄国变成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市场经济”没完没了地顶礼膜拜呢?既然拉美诸国的覆辙已经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此路不通,难道加上点“罗斯福新政”的调节就能大道康庄了么?

“崛起”叙述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崛起的历史,背离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

二、《崛起》掩盖了帝国主义列强崛起中殖民主义掠夺的罪恶历史。

毛泽东在支援黑人斗争的谈话中说过,万恶的殖民制度是靠贩卖黑奴起家的。在殖民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非洲被贩卖为奴的黑人约有一千五百万左右,而每一名黑奴被贩卖到美洲变成黄金,就有五名黑人死于各个环节,就是说约有七千五百万以上黑人的“死魂灵”,才成就了欧美绅士的的现世财富。对印第安人残酷掠夺和屠杀,那才是真正的“种族灭绝”,包括蓄意施放病毒式的卑劣方式。“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罪恶历史,在片中或轻描淡写,或径然不见了。日本崛起中甲午赔款的作用,八国联军对中国掠夺,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的两次世界性的人类大屠杀,美国两次世界大战中开始时的坐山观虎斗大发战争横财……这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崛起”中都被蓄意遮蔽了。
“历史上的大国依靠掠夺殖民地和武力争霸崛起,已被证明结局并不美好;妄图依靠战争打破和重建世界格局,已被证明结果事与愿违。”(《大国行思》)——这是从何说起?“大国崛起”和辉煌,那一个离开过战争和掠夺呢!

“崛起”编导标榜尊重史实,然而人们看到的却是对历史的随心所欲的剪裁。

三、《崛起》抹煞阶级斗争,用自由与专制的矛盾贯串世界历史

“崛起”将专制与民主或自由的矛盾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用以解释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殖民者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混淆和掩盖历史事变的真实本质。

查理一世是违背了英国自古以来就形成自由的传统,才导致17世纪的英国革命。“在几百年的时间当中,王权和民权之间的这种斗争啊,是英国政治史发展的一个主线。”这一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被抹煞了,编者的诚恳程度连一般资产阶级学者都不如。

“克伦威尔开始实行军事独裁。英国内战推翻专制王朝的成果,就像附在玻璃板上的水彩画,被克伦威尔的独裁和社会动乱冲刷得了无痕迹。革命从反抗一个人的专制开始,却以另一个人的专制结束”

——克伦威尔的专制,能与查理一世的专制相提并论吗?《崛起》是这样批判法国大革命中的对反革命势力的镇压“暴政”的:

“这时的人们已经忘记了四年前颁布的《人权宣言》对自由的定义:“自由就是能够做任何无害于他人的事情。”

“革命的行动背离了革命的理想”“动荡之中,大革命的思想原则始终未能真正巩固确立”

在“历史终结”的历史逆流中,“专制主义”一直是旧世界加给社会主义的共同恶谥,所以中国的精英对“专制”云云也情有独钟。

在阶级队里的社会中,什么时候有过全民的“无害于他人”的绝对“自由”?矿工与矿主、“鸡”与嫖客能够共同“潇洒”吗?

四、《崛起》曲意剪裁历史,否定暴力革命,处心积虑地为批判“过激主义”和“告别革命”作论证。
“崛起”无视史实,背离唯物史观,否定一切暴力革命,一味鼓吹阶级妥协的五彩泡沫。

“他们也没有呼唤克伦威尔,因为克伦威尔式的革命并没有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和发展。于是,1688年的英国人,采取了一种被后人称为“光荣革命”的方式,来结束王权的专制”

——没有克伦威尔式的革命,能有后来的“光荣革命”,能有答应帝国的后日辉煌吗? 

“英国人赶走詹姆士二世、建立君主立宪制的革命,没有发生流血,这是它被历史学家称为“光荣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因。光荣革命创造了一种适合英国历史和政治传统的新的社会进步方式,那就是:用和平变革的方式实现社会进步。这种模式,成为它给后世留下的最独特的遗产。”

从英国“光荣革命”的鼓吹,人们能够看出买办史学的“治学”风采。其实我们中国清帝的退位也是很“光荣”的,不过如果没有黄花岗的鲜血和辛亥的炮声,也“光荣”不了,可惜他后来还要一而再地复辟,不让中国人将“光荣”进行到底。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典范,在雅各宾时期它达到了自己可能达到的最高峰。资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一样,在它取得统治地位之后,由于害怕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他们都会倾向于毁掉自己在反封建时曾经使用过的武器。18世纪,取得统治地位的英国资产阶级就还与整个欧洲的反动封建势力结成同盟试图将法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崛起”却极力将雅各宾专政时期妖魔化,这种自我否定,与批判孙中山“过激”而颂扬李鸿章如出一辙。

“断头台酒吧,保存着巴黎唯一一座当年政府军队使用过的断头台,它曾经杀人如麻。当铡刀落下时,人们依然能感受到昔日的恐怖。”

八千万非洲黑人的无辜生命“崛起”置若罔闻,革命者为了生存的自卫就是“反人类”!

由于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以及帮闲精英的悉心说教,千百年来劳动大众经常的是处于“欲做奴隶而不得”的麻木状态,鲁迅等先驱慨叹国民性强调启蒙,其本质就是觉悟群众。时下的精英在颠覆忏悔的同时投入了强势阶层的怀抱,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私有财产神圣”,教导穷人忍受妥协实质上是复归奴性——这则是“新启蒙” 的本质。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赤地千里,饿殍载道,老百姓尚能忍受;奴隶们揭竿而起,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才给逼出来的。而当被压迫这从屡次流血中懂得了血与火的作用的时候,这时帮闲精英就会站出来高唱人道和改良了。按照中国精英的逻辑,中国近代的贫弱还是因为终了过激主义的毒,如果俯首帖耳“做三百年殖民地”,或者等待慈禧老佛爷“明治维新”,那中国早就现代化了。可惜历史不是这样:康梁维新,本意也是实现“光荣革命”,结果却“光荣”出了六君子断头。孙中山早年也曾上书“李中堂”希望实现“光荣革命”,辛亥之后又主动让位,想以约法法制来约束“袁大总统”以“光荣革命”,最后带病北上也想通过协商还是不忘“光荣革命”,结果不断碰壁,于是才有“遗嘱”的“共同奋斗”。宋教仁是想通过民主法制实现“光荣”的典范,可惜袁大总统不让。共产党闹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是一再退让,是谁首先举起了屠刀?抗战胜利之后又是谁发动的内战?——历史难道能够这样随意歪曲吗?

对此,该剧总策划自己也说得很明确:

“我非常渴望让公众理解‘妥协’这两个字的社会价值和理性价值。西方这些现代国家的建立,其标志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妥协合作的方式,来探寻一种新制度,探寻社会利益分配的一种新形式。

“社会精英在西方,首先是合作和妥协的精英,而不是社会冲突的精英,他们接受妥协而不是寻求对抗。”

表面看是说外国,实际上试讲中国史,是在批判“过激主义”,从毛泽东、孙中山到洪秀全,统统在否定之列。“告别革命”的目的是为颠覆毛泽东时代、颠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作出历史论证。

五、《崛起》用市场自由扩张造成垄断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美利坚崛起一集,可圈可点之处甚多,特别值得玩味。

1、首先“崛起”以美国30年代危机为例告诉我们,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垄断是30年代危机的根源。

“在垄断经济资源的托拉斯给美国带来繁荣风光的背后,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关于这场危机的原因,经济学家们至今众说纷纭。然而,它却无疑是对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提出的最严峻的一次挑战。”

“自由市场经济如同没有笼头的野马一样狂奔了一个世纪之后,灾难开始出现了。垄断的形成是自由竞争的结果。”

2、 “市场经济不是没有毛病,出了一些毛病”,用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可以“健康发展”

“罗斯福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有人说,他挽救了市场经济。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没有毛病,出了一些毛病,在30年代的时候,那么,他引进了一些新政,然后使市场经济又回到了一个比较健康发展的轨道。”“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开创了市场经济的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联合起来,共同影响经济,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同时得以发挥。”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对策是:要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参与国家经济,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的运转“

3、于是中国问题及发展方向也都有了答案——凯恩斯补充修正哈耶克,就成了“与时俱进”的新药方。
又是高速发展,又是社会不公,又是矿难,这都是“垄断破坏了机会的平等”造成的。处处比附着中国说话,其潜台词呼之欲出: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正如美国1930年代“高速发展”时期一样,不是因为“私有化”而是由于“垄断”——国有经济的垄断!用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解决垄断,只有将产权不明晰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真可谓一石数鸟:既坚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信心,又作出了国有经济必须MBO的有力论证。要“崛起”就得如此这般!

谢天谢地,什么劳资对立,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都不见了,解决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吧,不要动摇,新自由主义“出了点问题”,加上点凯恩斯主义,就可将“一种社会转型为另一种社会”了。

六、《崛起》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法则抽象化绝对化,掩盖资本压榨劳动的实质,将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不同一笔勾销。

多年来,《共产党宣言》被忘到爪哇国去了,而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却被奉为无上经典,二者在“崛起”中也是大书特书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将其神圣化的同时却蓄意掩盖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的真正关系,其目的无非是打造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存规则的的迷信。比如:

1、依靠中产阶级:“一批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美国人开始思考,如何使大多数美国人从国家高速增长的工业化进程中获益。他们希望能够改善政府管理,消除城市腐败,为工人谋求福利而不是仅仅对他们进行管理。”

2、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大脑的产品,是一份无尽的资源。我们对这项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我们为那些伟大的发明家们所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息息相关的。这也是美国能够在历史上,包括在21世纪的今天,取得世界经济强国地位的关键原因。”

3、一个将工人变成机器附属造成血汗劳动的福特流水线,被吹捧上天: “犹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诞生了现代意义的工厂,福特的这一创造成为人类生产方式变革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是“美国人在工业领域最富革命性的创造”。……

这样的解读是否又是“文革大批判”?让我们看看该剧总策划的夫子自道,才不致埋没其良苦用心:

“这个片子首先一个价值应该是,让中国公众建立一种基础的人类现代社会的历史理性。这个历史理性就是,现代社会从哪里来,现代社会的起源和走向是什么。对这个事实的认识和尊重,是我们今天面对改革的一个知识基础和理性基础。”

“从地理大发现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历史,这也意味着竞争性的新生活方式的开始。走到今天,它形成被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一个社会模式。我们应该承认,现代化的历史是从欧洲起源的,它的直接的经验和教训,直接的知识和理性财富,都储藏在这一主干线条的运行中。如果我们认可这一点,我想,所有的知识分子、所有的社会民众,对我们社会改革方向的判断,改革方式的判断,就有一个背景。如果我们有这个认可,自然就会对这个文明走到今天所提供的基本养分,社会政治形式、经济模式、价值模式,有一个判断,它应该是接受的,而不是排斥的;它可以修订,但不可以再造。自己文化的参与其实也是一种修订,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再造一种生存方式。因为这种生存方式走到今天,之所以有征服性,就因为它是最有效的,在民族国家生存竞争的实践中是最有效的。”

一部《河殇》被某些人捧上天,不可否认它的确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思想解放”的狂涛巨澜。《河殇》的辉煌虽然有点有始无终诚为可惜,但《河殇》精神却是一直不断发扬光大着。《走向共和》、“冰点”风波、上海新编历史教科书等等,都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崛起》的出台也是一个大动作,“部片子采取侧重历史事实,而较少价值判断的方式,导致了其中所叙述的历史,和我们熟悉的教科书认识有所区别。这个区别造成某种紧张和兴奋,总觉得是不是有点什么。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脆弱的心理的一种表达。这么大一个社会,如果因为某部电视片而发生什么不得了的转折,那是小瞧和弱估了我们这个社会。”对历史的颠覆作用与社会不同反响,制作者是有过明确预期的。“和我们熟悉的教科书认识有所区别”,太谦虚了,何止是“有所区别”,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基本颠覆了,比如关于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资产阶级历史地位及其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等等,在这些问题上还有一点共同语言吗?“主流经济学家”有点灰色,“创新历史学家”似要登场,看不出能高明到那里去。固然,“理论是灰色的”,但是,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下指导一个大国的崛起,没有成熟的理论思维,依靠买办市侩式的机智智囊是不行的。是的,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但总得为中华民族强盛,如此 “崛起”的思维方式,能够“崛起”吗?北邻“崛起”的前车之鉴太可怕了,做好这一篇文章,“八国联军”的经验也就不在话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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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不明的电视片《大国崛起》

大义不明的电视片《大国崛起》

樊百华


在大学生们纷纷涌入招聘市场,一个个为花了几十元入场费却发现很多企业连一份求职书都不想接的时刻,在年年整顿今年年底又频发矿难的时刻,在全国工薪族莫名其妙被扣去几十、几百元方向不明的捐款的时刻,在80%以上的民众表示维持往年的“生活水准”成本高多了的时刻,在环境恶变信号空前强烈的时刻,在腐败大戏越唱越响的时刻,在各界维权人士遭遇新一轮打击的时刻,一部叫做《大国崛起》(下简称《大》片)的电视片正播得热火朝天——幸亏是说别人的故事。维权早已一把辛酸泪了,更主要由民众的血肉昭告了“无权的痛苦”——“非政治的政治”被政治嘲弄、虐待、践踏得惨不忍睹。也正是所谓“和平崛起”、“强国梦”最慷慨的注脚了,“负责任的大国”不过是庞然大物、大话西游的“大国”。那么,据说“应观众要求”祇在央视二套一播再播的《大》片,有没有反映诸大国民众如何争取权利、运用权利、官方又如何因应民权运动的内容呢?

有人说,《大》片堪与《河殇》媲美。这当然首先需要放在1989前后的政治比较中来看了,也就是:1989之后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开明时期的《河殇》一播后立即遭到封杀,套用《大》片的解说词:“席勒问:”德意志在哪里?‘“我要问:”尊敬的《河殇》主笔苏晓康先生在哪里?中国在哪里?“回答是:”不义在权痞暴富集团手里;道义在内外流亡的苏晓康们心里!“

的确,《大》片有丰富的史料,前后有上百位中外学者的插叙与点评,也够学术了,比起恶搞娱乐化的电视来可以称得上严肃了。但是,目睹了17余年的恶质蜕变,仅仅近20年的光阴耗费,我也要毫无苛求地说:《大》片太小机灵、小心眼、小算盘了。如果你还算是一个有点思想的读者,那么,你祇要看看任何一位中国进步学者、新闻人、言论作家的哪怕任几篇文章,而且是在大陆发表、出版的,你也能得到比《大》片给你的更多益处。我这样说偏激了?要求高了?不知道“拱卒”的苦心与意义了?是的,我完全不必回避种种“稳健”的批评,但我看到的苦难与危机告诉我: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基准决不能放松、撤退,面对“搬动一张凳子”、“打开一扇窗子”(借用鲁迅的隐喻)还要流血的中国,《大》片祇是充满知识、资料的大而无当之物。作为严肃的历史知识普及读物,它充其量祇能打59分。

我当然知道:不可能说的可以不说,但可以说、说透的一定要说到位;当详则详、当略则略,可《大》片呢,有无、详略都大多失当。

一、一部“历史宣传片”

我祇看了该“历史宣传片”关于德国、俄国的各半集,是偶然看到的。长期来除了吃晚饭时看江苏电视台的《孟非读报》(就5分钟时间),和无聊、休息时随意看看央视科教频道、经济频道、体育频道和(碰到的话)“新闻调查”、“经济报道”、“海峡两岸”(毕竟可以看到多少有些可亲的异域场景)等栏目,其他电视节目我都不看的。有几个朋友跟我说“不妨看看《大》片”。于是通读了一篇解说词。总体印象是:价值杂乱、思想暧昧、所涉史实剪裁基本落在官方需要内,但有一定的知识价值(这本身当然无害甚或有好处)。

我所以称之为“历史宣传片”,而不是“历史资料片”、“政论片”,是因为透过知识、学术的包装,就不难看出它为巩固 “权痞暴富集团新秩序”服务的马脚来——不管编创人员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当然需要从中国常识来看)。好谈不上,祇能算是相对不坏的“宣传片”,但愿在没有各种自由(包括经济自由)的当下中国,观众自发的再解读应当不会比《大》片本身的局限更糟糕。否则的话,被《大》片俘获的观众,会淡化对苦难的感受、远离对自由民主的诉求,不经意地就会陷在官方话语圈套中。

我归纳了《大》的主题词,一级主题词有: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强人政治、军事实力、重商主义、有限开放、经济强国、国情路径、文化自本;二级或三级主题词有:闯进(像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贝尔女王支持探险那样?)、官民互信互谅、拥戴“伟人”,增强权威吸引力、内部凝聚力、文化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妥协、和平,教育、科技、市场、创新、自主新产品……基本上没有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共和、公正、平等,有的主要祇是在总结性的最后一集中的一闪而过、一带而过。按照主要编创人员说的,片子主要说的是现代化是几百年来的世界主潮流。但是,如果说近代化主要是技术家(其实少得可怜)、商人、新式权贵(例如日本下海经商的“首相”——《大》片基本没有说日本的官商勾结)们致富的事情,而民众主要是从农民转为(我不说沦为,因为农奴的日子想想例如中国被征地、拆迁农民的惨像就知道了)雇佣工人,那么,现代化是无论如何不可不谈各种民众权利运动的。可是,我没有能够看到普通民众的政治身影,尽管有马克思、福利等等字眼出现,但难道福利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吗?难道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实践贡献的无产者运动,就真的对现代化毫无积极作用吗?连罗素都十分敬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其实是自治的)运动都可以忽略掉吗?至今也应当说与社会主义密切关联的社会民主主义,就真的可以视而不见吗?

是的,《大》片是说到了法国的《人权宣言》,也基本正确地说到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贡献,但整个法国一集突出的大革命中的血腥、拿破仑、戴高乐,启蒙运动与百科全书派连字眼都没有出现,伏尔泰的面貌则模糊不清。巴黎公社难道就不值一提?俾斯麦的福利政策完全是从铁血中的开明恩赐而来?英国的费边主义不是很温和完全可以作为妥协的经典解释一下的么?可以介绍人家曾经残酷使用童工(“最小才4岁”的是一独立雇员吗?我怀疑这一史料的真实性),但难道就不必介绍美国工人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贡献吗?

是的,《大》片是说到英国的《大宪章》、法国的《拿破仑法典》、美国的制宪会议,但没有说到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美国的权力分割与制衡;需要而且很需要说到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振兴强国中的官商勾结、财团垄断,但为什么对几十年与腐恶、不公战斗的普利策避而不提?

是的,《大》片说到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但却没有强调、突出权力的守夜人思想,没有交代斯密并没有市场万能论,尤其是不该忘记斯密也强调发财致富的道义性、公正性。对美国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和罗斯福新政说得算是比较好的了,但不该祇是强调政府干预这祇“看得见的手”,尤其不该闭口不提当年美国顽强的独立工会运动,好像凯恩斯给罗斯福的一封信有了决定罗斯福决策大转弯的“蝴蝶效应”了,又好像“苏联的一枝独秀” (《大》片作者的中为苏用、今为古用)其发出了罗斯福的新政,借用秦辉先生的话,这祇是《大》片作者脑中“中国伪凯恩斯”存在的“反映”使然——尊敬的《大》片学者们,历史当然不是这样的呢!即便是《我有一个梦》,也祇是民权运动的一个符号而已呀。

《大》片作者不是以意在推动中国的政治妥协自许吗?很好;《大》片作者不是以期盼中国国内的和平自期吗?也很好。但是,忘记或回避真实的他山民权运动之玉是攻不了中国一党专政之顽石的。

《大》片主笔麦天枢先生在接受《亚洲周刊》记者江迅的采访时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的目标应该是在内部,社会不能再有大波折,要学习历史妥协,建立历史理性,因此《大国崛起》重点突出了大国内利益集团妥协、合作的过程。”“这部电视片最初提出是总制片人、总编导任学安……2003年6月,他找我说想拍这部电视片的念头。他的直觉很好,最初的动机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正在崛起,世界大国崛起的经验对中国无疑是有价值的。……过去指和平崛起的概念是对别人没有威胁的,是在世界各国友好中的崛起,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的目标应该是在中国自己内部,社会不能再有大波折,世界市场和经济秩序已经建立,那种弱肉强食、你争我夺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世界和平的大格局调整下进行的。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政治变动的方式是震荡的,目前还没有理由,也没有经验说,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个怪圈。中国社会和平崛起,根本的任务是国内不能出现大的政治震荡,不能消耗已经有了的改革成就,各阶层、各利益集团,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改革的目标。西方在寻求妥协的过程中,毅力非常顽强,极有历史耐心,这种理智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仅是民众缺乏,知识分子也缺乏。”

看看吧,将“和平崛起”诠释为“和谐社会”,这本身当然很好,可为什么不说说党国的官僚最缺乏“妥协”,“为富不仁的周正毅”(秦辉语)们压榨民众总不肯“让步”呢?如果我是记者,我是一定要问问麦先生的。像威权主义者萧功秦祇说中国有暴民造反传统一样,聪明的麦先生祇说“民众”和“知识分子”缺乏妥协智慧。写过好几位中共政要评传的麦先生好像不知道,中国的“民众”和“知识分子”连妥协的机会都没有,而祇有奴隶般地忍气吞声、牛马般熬日子的份呢!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同样富有语境意识的麦先生的老同行卢跃刚、李大同们,他们或许就是“缺乏妥协智慧”的?事实当然根本不是这样的。

《大》片的宣传主题其实在他的学术指导钱乘旦先生那里早已确定。细心的人们当然不会忘记,2003年11月24日, SARS阴霾刚刚散去,有着众多学术头衔、政府奖赏的钱乘旦先生被请进了“中南海进讲院”——钱乘旦教授在电话中对记者说:“这是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讲解。”“就9个国家近代以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及这9个国家兴衰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讲解。……中央领导的提问,非常敏锐,非常有洞察力。”记者的报道没有提到钱教授夸奖的具体“提问”,但概略介绍了钱教授强调的9国三大经验,这就是:重商主义、稳定、开放。闹了半天,9国不如1国,无数人不如一个人,邓小平在据说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孤岛般的局面下,摸着石头过河地三两下就弄出了学术权威说的9国三大经验了。

顺便说到,当时我看到报道便立即给南京大学一位师友打电话说:这位钱教授鼓吹的重商主义是投怀送抱啊,连几百年前的重农主义都不如了。

二、《大》片的隐衷——中国式暴富户心态

为了巩固“改革成果”——我多年坚持揭露的“权痞暴富集团新秩序”,《大》片作者中体西用地说到:“有历史学家认为,近五百年来,真正意义上拥有过世界霸权的祇有三个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接力棒式的创新和发展。学者们还认为,英美两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中体西用的说词呢?当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者“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啦。那么,三国的制度保障究竟是有哪些呢?大致排一排,不过说了专利(《大》片前后有大篇幅重复)、股份制、银行、国王与新贵议会的游戏规则、福利(俾斯麦)、反垄断(美国;这是好的)。就这些。显然,《大》片的解答比诺思、杨小凯们,比秦辉、肖雪慧、何清涟们差远了,甚至比文艺界的吴祖光、沙叶新们也不如,不客气地说比太多我这样的“非专家”也相形见拙的。单说国王与新贵议会的游戏规则吧,实质是英国的保护私产制度,但《大》片却不肯说学界已耳熟能详的“无代表不纳税”。这是为什么?想想吧,这样说让普通工农观众听懂了不麻烦吗?联系多年来人们要求提高富人税率、改变普通工薪族是主要纳税群体局面的呼声,我猜《大》片既强调保护私产又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意图是:暗示中共开明派要尊重若干年来富人缴税相对太少的利益格局,甚至像例如最近胡德平先生对原罪缺乏分析的说法那样,对已有的不法财富睁祇眼闭祇眼含糊过去,甚至干脆如张维迎、厉以宁们说的那样一纸赦免令算了。顺便说一句:据我观察,“民运圈子”或“维权圈子”、“基督教圈子”、“异议知识圈子”中,类似的声音越来越多了(如果不是占了多数的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权痞报复集团”的为“万一出现情况”(小振荡;大振荡自然他们一定无可奈何)准备的“渗透与控制”,基本到位了!别看表面上有多热闹吧,“圈子性局面”越来越黑暗了!“中国式新自由主义”与“中国式伪左”的言行乖违越来越两极相逢了——认真、再认真地想想秦辉先生深刻揭露的“右派还是左派得势”的“国情”吧,再想想各种“圈子人物”有几个真正认同“共同底线”的吧。

再说专利吧,在中国有多少人脉匮乏、官商不顾的发明者真获利的?有多少侵权得到了有力矫正的?穷得温饱堪忧的发明人多的是啊!再想想学术腐败、学位腐败、职称腐败吧!一个专利又需要多少制度的保障配合?《大》片为什么不请一些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作学术指导呢?一个中南海进讲能指导多少呢?《大》片是够大的,但大在经费、大在话题、大在接受访谈、被“断章取义”、“七支八离”地糟蹋的学者的数量上(我就不相信例如资中筠先生就祇可保留那么三、四句话)。而它的主创班子何其小也!

《大》片凡12集,每集50分钟,介绍的大国就是钱教授进讲的9国,其中英、美各两集,但即便是麦先生想努力表现的妥协文明,以我有限的知识论,《大》片连轮廓都没有交代清楚。依我的观察力判断:它也不可能说清楚,除非它不屑在央视露面,或者除非它不想按照不可或缺的预先预后总会有的指令露面。

第一集告诉观众的主要是:强大的王权使葡萄牙人有了强烈的民族归属感;西班牙航海探险家发财成功,无敌舰队威镇四海。葡西靠了掠夺殖民地而崛起。看了第一集,一般观众相比都会带到“强者打人、弱者被打”的历史观中去。感谢《大》片让我知道了,原来首先说“落后就要挨打”的恰恰是率先发起“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斯大林。但这至多祇部分反映了前现代历史,与主创人员想要表达的和平崛起的现代化主旨南辕北辙,反倒给观众太强烈的感触:“中国也要崛起、将来也要……”

这一突出强权、霸权为财富护航的军国主义视野,至少在德、日、俄(苏)的专集中有同样集中的表露。

第二集讲荷兰,说到一个渔民发明了一刀除去鱼肠加腌制的办法,使荷兰的鲱鱼能够在全欧洲畅销,由此演绎到荷兰的一系列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创造,“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跨越式发展”这一今日官方“大跃进”的翻版,也是《大》片多处呈示出的暴发户视域。对此,我当然然深不以为然。我对荷兰却有另一种肯定更为现代的印象,那就是:在天主教、加尔文教疯狂实行极权统治的时代,荷兰是宗教迫害最轻微的民族,这里常常是一些别国异教徒的避难地,很多后来逃向新大陆的异教徒,就是首先来到荷兰的。比荷兰鲱鱼更珍贵的应当是最温和的宗教改革家爱拉斯谟,和富有博爱、自由、科学精神的草根思想家斯宾诺莎,以及作为文艺复兴骄子的一代荷兰油画家。其实,中国古代近代的民间经济创造也很可观,而四大发明绝不比荷兰鲱鱼逊色,对人家的鲱鱼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之类的创造过多注意,恰恰是缺乏反思意识的表现,需要有的反思主要不在从轻商、抑商到重商、崇商的物欲视野,而必须首先懂得荷兰鲱鱼时代最重要的是“文艺复兴”——这在中国至今还没有出现过呢!

《大》片从西班牙国王宣布荷兰是西班牙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荷兰人将自己的国家托付给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讲到荷兰东印度公司、17世纪中叶海上马车夫的全球商业霸权牢固建立——“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乃至1688年9月,一支载着荷兰最高执政官威廉三世和两万名荷兰士兵的庞大舰队,前往英国收获光荣革命的果实,所有这些张扬的都不过是经济主义、黩武主义。我注意到,《大》片最要害的地方是强调各国崛起道路的各各不同,散发出来浓烈的相对主义气味。这当然呼应着左支右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国说辞。讲到现代化有其普适原则的祇有一处,而且很笼统,并且是日本学者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熹家:日本实现了现代化,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现代化不是西欧独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有普遍意义” 不是普遍主义(绝对主义),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当然有一些非基本(可能很有些重要、紧要)的特殊性,但相对主义肯定是谬误。特殊主义、相对主义当作消极的时候,是要拒绝公义、外来正义;当作积极的时候便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人(国)头上,例如德国军国主义者叫嚣、推行的“德意志人天生就是上帝派来统治世界的。”这个对外的“积极”其实早已在内部发作,那就是统治者将其意志强加到民众头上。这中间,正如美国一位人类学家所说:文化相对主义常常为权力的血腥统治提供辩解。所以,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但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付诸实践的现代普遍性,则是不容拒绝的,因为它将每个人的平等权利等作不可侵犯、消减的天条。而相对主义在实践上无不显示为少数统治者的权力至上主义,多数民众则被当成工具。

依田熹家教授为什么没能在中国的《大》片中把现代化的普遍性说具体一些呢?

三、闪光点和补救性的末集

依田熹家的话是在堆砌着泛泛议论的最后一集中出现的。

最后一集从思想性看是《大》片中最好的。《大》片分述各国诸集中写得相对较好的是关于英国、法国、美国的五集,遗憾的是这五集缺少切当的评论;写得最差的是关于德、俄(苏)、日的三集,差的原因是隐欲(有太多的“自我镜像”)和现实外交忌讳共同作用使然,甚至更缺少必须的评论。限于篇幅,这里祇指出有基本知识的读者一定会感到遗憾的,战后德日振兴的根本、东西德统一的实质、苏联解体的致因(连出现在《大》片中的俄共现书记久加诺夫都从未回避过)诸端,就够了。大概《大》片的最后一集正是出于学术良知作出的有限补救吧。学术指导钱先生说了这样一段很好的话:“英国最早地确立了现代的国家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这样的一套政治制度,在英国都是最早地确立。这样的政治制度能够使得这个国家长治久安,长久地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如果将这样的史识连同相关史实夹叙夹议于英国部分,而将该部分例如有关瓦特、牛顿、工业革命的技术细节、“日不落帝国”的牛气等等,作一些精简,换上这段概括所对应的事实,难道不是更合适吗?

平心而论,主创者们的知识量有着很好的积累,全部解说词的风格也很出彩,尤其是片中很有些思想、价值取向上的亮点,例如能够包容莎士比亚的女王、德国洪堡大学的学术独立、彼得大帝隐身求学荷兰、日本学习西方的扎实——当年出访、留学欧美的日本人归国后出版了众多著作,日本的严复竟是成批出现的,相比之下,尤其邓小平访美以来,中国的官员们与公费旅游的观光客无异,甚且丑态百出、劣迹斑斑,丢尽中国人的脸面。有一个临沂市的现任书记倒是写了一本不坏的书,祇是以陈光诚为人格标志的临沂民众的维权困苦,永远记录了他的罪恶!

作为本土观众,《大》片中我最欣赏的一段话是现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当教授的郑永年先生说出的“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在一个内部,自己的 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 的。”

引起我警觉或者反感的话则很多,例如应当由麦先生作为主要责任人的一段解说词是这样说的:“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永远的霸权国家。大国的兴衰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从大国崛起到持续强大,然后转入衰退,是一出需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历史长剧。”

这段话的前面说到了大国的崛起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又有现在很走红、有时也有些开明气象的吴建明先生的话,意思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是由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的。我要问吴先生的是:当年的北美洲落后吗?五月花号所彰显的北美自治,难道不一直是美国生机的“遗传基因”吗?

“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历史长剧”是一党专政的中国果真能够超越列强,称雄世界吗?

出于慎重,我在发稿前上网看了看相关评论,我认为有些重要的学者基本上没有出手的,祇见到尊敬的袁伟时教授接受采访的报道。有一篇署名为“《南都周刊》副主编”,称“来源”于《南方都市报》的评论文章,不客气,题目就是《“大国崛起”的命题太势利》。文章说道:“这部纪录片的效果,全然‘功夫在诗外’,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解读。假如它的名字叫‘西方的道路’,而且放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它一定不会引来热烈反响。播出频道和时段的重要,不仅是观众多了,更重要的是,大家会从中揣摩其意图,并相信这不仅仅是中央电视台的意图。”

是的,仅仅从文理看就该叫“西方的道路”。因为,次第出现的9个大国有过起伏、波折甚至沈沦,但正如《大》片本身所呈示的那样,如今连俄罗斯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振衰起弊呢。解说词说什么大国像中国的皇帝一样,黄袍轮流穿,明天上我身,并不是这样的,不是兴衰轮替,而是都走在了民主宪政持续发展的大道上。“崛起”既名不副实,小帽子罩在大头上,又暴露了“它们总会衰落,看我崛起吧”的轻薄狂妄。

袁伟时先生的评论很温和,但也强调指出:这部“政论片”很多地方说得很不到位。如果南都报的文章说到了要害,袁先生看到的“不到位”就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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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大国崛起》,新版的《河殇》

警惕《大国崛起》,新版的《河殇》

三想一


看了《大国崛起》的美国发展的第一部分,不出我的所料,迎合了近20年右派营造的主流观点,把美国的发展过程捧上了天,树立为国家发展崛起的方向。

在美国殖民地建设初期,把“五月花”当成了美国崛起的基点和理论基石,但是在那个时期,有谁不知道,虽然是逃避对新教徒的迫害,但是也是对北美印第安人地区残酷的掠夺呢?只不过是强盗头子和强盗的利益分配问题罢了,谁能否认从五月花时期到美国独立战争的200 年来,欧洲从北美掠夺了巨大的财富呢?毫无疑问这些强盗是努力的,是奋进的,但是这种奋进是建立在对印第安人的压榨和残酷屠杀上,是不是不太合适?

毫无疑问,经过200 年的殖民发展,殖民地地区的头子就是所谓五月花留下的强盗立法会议基础,对和英国的利益分配产生了不满,因为移民的增多,感到自己的翅膀硬了,要求重新分配利益了,因此有了美国独立战争,追求独立,反对殖民者的压迫,这是进步的,是可以赞扬的,也是值得支持的。

但是美国独立之后呢?美国的强大和富裕就只是美国人自己的努力吗?谁不知道,有大量黑人奴隶的贡献,甚至有华人猪崽或者世界其他地区底层的贡献?当然,更有美国对西部的扩张,其实就是明目张胆的侵略。

独立战争后的制宪会议确立了美国制度建设的法理基础,确实是进步的,可学习的,但是就此认定从五月花到制宪会议就是美国繁荣富强强大的原因是不是这个结论仓促了一些?

美国的建国制宪会议只不过是权力分配的分赃会议罢了,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麦迪逊,亚当斯,莫里斯,富兰克林,哥几位排排座,吃果果,谁也不吃亏,当然,这里是资产阶级势力向虚弱的华盛顿军队势力制衡的结果,也是应该的,党指挥枪罢了,但是把这个说成是人类的最高精神,是美国的富裕基础,好想差多了。

因为资源的雄厚,地理位置的独立,相对有了建设的好时期,同时通过现代化的武器对美国的西部进行了残酷的清洗,原来的路易斯安纳,新墨西哥,得克萨斯,都是美国侵略和扩张的成果吧?

当然在南北战争时期面对了自身的挑战,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冲突,在这个时期,我们是不是该回忆起制宪会议上的人权条约了?众生平等包括那些黑人奴隶了没有?应该是没有吧?虽然说法律和制度是一步步完善的,但是,在最基本的条例初期哪怕达不到目标,起码也应该写进去吧?这是否说明即便是调和期间,也根本没有把制宪会议时期美国大量的黑人奴隶考虑在平等宪法之内呢?就这么一个状态还怎么好意思说是民主人权的引导者呢?是不是也太不知羞耻了呢?基本上,从美国历史的资料来看,在当时,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冲突还不大,美国又刚刚经过独立战争,不是没有人考虑奴隶问题,但是肯定大部分的美国领导人没有考虑黑人奴隶的身份问题,这和美国直到1960年左右还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到现在也没有厘清是一脉相承的。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这些行为都不是美国富裕强大的基础,美国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左右,仍然还不是世界上的主要的大国,虽然当时在经济上已经不错,虽然侵略了中国等等一些国家,我不知道《大国崛起》将如何解说美国参加八国联军的内容,忽略这一点是不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这个节目是给中国人看的,不是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我想这个节目是根据美国的历史教科书编撰的吧?

因此依靠买卖武器和一战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美国坐山观虎斗,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是美国崛起的真正基础,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又继续扮演了这一角色,通过对同盟国和轴心国双方的武器和资源贩卖,美国第二次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并且通过战后的分赃和马歇尔计划,达到了经济殖民欧洲的目的,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从此美国真正崛起了。

说技术,说宪法,说自由,等等,这些都绝对不是美国发展的根源,只有侵略,掠夺,垄断等等才是美国的强大根源。

美国的一些优点是可以学习的,比如不断完善的法律,但是今天美国的法律比独立时期的法律恐怕已经扩大的几千倍了吧?难道这能够体现当时所谓基本原则的完善并且大加歌颂,甚至当成了世界人民发展的法律圣经了吗?基于这些,我们就此学习所谓的美国的发展道路,是可行的吗?

我个人坚持认为这个节目的编写者是完全沉浸于美国意识形态中的右边的先生,他在为美国和平演变中国,即便是我们要学习美国的侵略和殖民行为,中国可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吗?我想惟有像苏联而不是俄罗斯那样挖掘自身的经济潜力才是中国唯一的正道,也就是毛泽东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我们自己的法律,建设基础,社会安定和谐根本,这样才是我们国家能够从富裕走向强大,和谐建设世界新秩序的正确方向。

《大国崛起》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河殇》罢了,中国人学习这些是非常危险的。要警醒美国等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新一轮的遏止高潮,并且警告他们在中国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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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河殇》

说说《河殇》

作者:振兴社会…


我没有看过《大国崛起》,不敢妄论,不过看到有人把它跟《河殇》作比较,那我就说说《河殇》吧。说实话,当时我看《河殇》,情绪也是很激动的。当时的我,曾经在想,祖国啊,你为什么要与海洋文明擦肩而过呢?片子中对中华文明的嘲笑,刺激着我的每一根神经,中国人啊何时才能找到自己的强国之路?新中国的成立,仿佛没能让中国走出历史的宿命。我懊恼极了,正像片子中说的一句话:“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而我也正是那输不起的民族中的一员,慨叹中我真有些对祖国的无望,我的心里感觉输了,感觉到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耻辱。看完片子我真想象陈天华那样去蹈海自杀。中国不能富强,却原来是因为中国人有黄河之恋,即所谓恋家造成的。而我确实是恋家的,我一直在想,如何去报效祖国,甚至还想,如何去报效家乡的父老乡亲。难道我错了?

如此,我是否应该而且必须把祖国抛掉?

后来我就琢磨,黄河文明(即所谓黄色文明)怎么啦?只不过想在自己的家园里好好地过,难道就错了?难道中国一开始就凭借自己的实力,去烧杀抢掠就对了?海洋文明(即所谓蓝色文明)是什么?说到底还不是去做强盗,去偷去抢去把别人的财富掠夺到自己手里。电视片里所描述的蓝色文明不是友好的使者,而是强盗的申辩,是对强盗的赞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正是这种对外扩张文明的最好见证吗?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活生生的所谓蓝色文明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也正是这种所谓蓝色文明之优越性的最好说明。

中华民族一向是热爱和平的,这在片子对所谓黄河文明(黄色文明)的攻击中,表现得很是明显,然而对中华民族的这种对外友好和对外防御的文明,片子却极尽诬蔑,难道对外防御就是错,对外侵略才是对?对抵御侵略充满仇恨,而对侵略却大加赞赏,这是什么逻辑!联想起现在某些精英的人奶狼奶论,却原来,在这些人眼中,中国人怎么做都是错的。

据说《大国崛起》中,对郑和的评论带有赞赏的口气,不过说了跟《河殇》几乎一样的话。《河殇》中说:“人类历史还不曾有过这样一次毫无经济目的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它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它要施恩于海外诸国,以表达中国皇帝对它们名义上的最高宗主权。”,仿佛那一次,中国人不是去施恩于海外诸国,而是去抢掠,去灭国,去殖民就对了,等待着一次又一次的国人的兽性大作,到国外去烧杀抢掠,也许只有这样,这才是所谓的大国行径。更何况,那时明朝的中国国力并不弱啊,难道像当今的美国那样,动辄以文明为借口征服别人就是大国行经了?

片子中一再批评中国人的大国心理,仿佛中国人匍匐在列强的脚下这才算是中国人的作为。然而,片子对西方列强的大国崇拜却溢于言表。这不是盲目的大国心理吗?说到底,他们的大国心理,是霸权心理。有人喜欢霸权主义,对霸权行为情有独钟,其不知道,这些人的思想其实正是剥削阶级思想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有着剥削阶级思想的人,他们向来对反抗是横加鞭笞的,而对强权却褒扬有加,他们或者是剥削阶级本身或者是剥削阶级的帮凶,是剥削阶级的狗腿子!

黄色文明闭关锁国吗?一条丝绸之路说明了中国人向世界敞开心扉的胸怀,清朝人与世界进行交易和商业活动少吗?却是帝国主义的鸦片让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最终的炮火说明了什么?帝国主义者不是什么平等交易来的,而是为着掠夺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友好往来,特别与第三世界人民并肩作战,相互支援,当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难道不是开放吗?

中国人没有向西方学习的精神吗?自古以来,中国人正是以海纳百川的精神汲取着世界文明的有价值的部分。这也是中华民族能从最古老时代走到如今的原因之一。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开通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玉米,红薯等等物种的引进,不都是学习的结果吗?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诞生了,而中国人民举起马列的旗帜,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三座大山,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都不是学习的结果。而解放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哪儿又缺少了对人类科学技术的掌握和学习,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没有学习吗?中国人民一刻也没停止过学习,也没有停止过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精神!

啊,所谓的精英们,请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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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河殇》

读《河殇》

竹剑


一口气读完了《河殇》,这部在1988年——那时我们中的大部分还在蹒跚学步——轰动整个中国的电视文化巨著,现在已经无法欣赏到他精美的画面,所以只能读读他的解说文稿,然而这正是他的精髓所在,犹如邻家女孩头上扎的蝴蝶结。

我们可爱的作者——大家应该记住这几个名字:撰稿人(苏晓康、王鲁湘、张钢、谢选骏、远志明),编导(夏骏等)——用他们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和深邃的洞察力,为那个时代的改革开放而呐喊,为贫瘠的土地把脉。告诉我们,黄河的历史,就是这个多灾多难的古老东方民族的历史。翻开世界历史看看,没有哪一段历史,象我们的母亲河那样写得异常沉重,压得国人都透不过气来;写得异常悲愤,种种的凄凉,种种的惨无人道,种种的抑郁不得志,都淹没在她仿佛永不得清的汹涌浪涛中。

很多年了,看惯了风花雪月,看惯了长吁短叹,看惯了娇弱无力,看惯了玩世不恭,看惯了矫柔造作,看惯了无病呻吟,看惯了畏葸不前,看惯了人穷志短,看惯了麻木不仁。好倦,没有能让人热血沸腾的东西。没有能让人热血沸腾的东西,有的只是媚俗、臃懒、嘈杂与死气沉沉。娱乐,娱乐,娱乐版的社会,娱乐版的灵魂,真***!F***他娘的娱乐!

而他呢?在这个本该如平常一样躁热的夜晚,读他,因为他,多了一丝清凉与安静。《河殇》,我的《河殇》,我们的《河殇》,他是这样的:

才华横溢。匠心独运,天马行空。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信手拈来,皆成佳句。

深远与智慧。对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有相当深刻的认识:愚昧、封闭、保守......一语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小农意识。我们要勇敢地走向海洋,拥抱蔚蓝色文明。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已经错过了无数的机会,上帝都为我们哭了!——如果有上帝的话。

力量。喜欢强有力的感觉。喜欢激情。喜欢充满诱惑力的号召。喜欢听人谈论——然后自己能去参与——怎样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变得强有力。喜欢这个国家逐渐变得强有力,喜欢这个民族逐渐变得强有力。最是讨厌虚弱无力。

进取心和勇气。不满足于现状,知道怎么去改变现状,勇于改变现状。真的勇士,清楚横亘于面前的沟壑,却丝毫不会畏惧,而是昂然直上,奋力拼搏。喜欢阳刚、坚强、毅力、百折不挠。拒绝怯懦。

理智与责任。拒绝冲动,拒绝蛮干,拒绝莽撞。

希望。上天一定会眷顾真的勇者,对在荆棘丛中不畏艰险前进的人、国家和民族来说,希望就在前头。不要让希望又溜走了!

今夜必定无眠,为一本伟大的作品,为一群伟大的灵魂。

最后说上一句,在这部作品走进千家万户仅仅一年多以后,政治风暴刮过,可爱的作者被迫坐船出海,背井离乡,浪迹天涯。十几年过去了,关于他们的消息,似乎越来越少了。而书后附上的读者来信中,有一封分外热情洋溢,出自当年清华大学的一名在校大学生,不知道在这一年之后,他还安安全全地漫步在北京街头否?好担心,真的。

写完帖子,忍不住向东边望去,异域流浪的游子,找得到回家的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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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s and Abuses of Sentimental Nationalism: Mnemonic Disquiet in Heshang and Shuobu

by Toming Jun Liu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3, no. 1, pp.169-209



Two events/texts--the airing of the TV series River Elegy (Heshang) in 1988 and the publication of a book titled China Can Say No (Shuobu) in 1996--have become indexes of the trends in 1980s and 1990s, respectively, especially as related to Chinese nationalism. Reading these two texts in tandem, Liu investigates the complex politic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questioning especially the assumption that trends in the 1990s--as exemplified by Shuobu--are more nationalist or patriotic than the cultural trends in the 1980s, as symbolized by Heshang.

Liu takes a Chinese diasporic position which, he says, is both intimate with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critically distanced from them. From this position, Liu borrows the insights from Nietzsche's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istory for Life (1874) and theorizes that nationalism can be usefully read as dynamism of mnemonic disquiets. Specifically, Liu's theory has two parts. One, such mnemonic disquiets can be understood as constant interactions between sentimental nationalism and state nationalism. The former functions as the unconscious reservoir of a nation (or Volk) which, depending on the needs of a nation state (or state nationalism), is then selectively remembered and constructed as a specific narrative. Two, nationalist narratives are often justifications of a nation's attitude towards the "foreign;" a certain nationalist disquiet indicates a certain attitude towards the "foreign."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Heshang and Shuobu are analyzed in the light of this theory so that their respective pattern of disquiet can be understood. In the case of Heshang, the mnemonic disquiet--bordering on the bruise of the Chinese Volk--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as the restlessness of the reformers within CCP towards the "ultrastability" of feudalistic bureaucracy. Such restlessness finds a subject-authority of Gramsci's Prince (representing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 that partakes in the Chinese patriotic tradition of youhuan (ethos of crisis). Since its motivating force is self-renewal, the nationalism of Heshang shows a confidence towards the "foreign." In contrast, the nationalism of Shuobu is based on the emotions to fear and negate the "foreign." While the authors of Shuobu do include certain resentments in Chinese society as resulting from global capitalism, the real subject-authority of the book is not so popularist as claimed because the book is not innocent of a political association with the conservative forces within CCP. Liu's analysis includes the kinds of materials from China's past that Heshang and Shuobu each selects and makes use, as appropriate to their own disquiet. While engaging the complexity of each case, Liu notes two ironies. First, it is Shuobu's nationalism--lacking self-criticism, clinging to a static vers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reacting to the "foreign" with excessive emotions--that is readily recognized as being nationalist and patriotic. Second, although Shuobu seems to be the ideological opposite of Samule Huntington who insists the future conflicts in the world be understood along civilizational lines, the two theories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a deeply felt fear of the "foreign." Such ironies related to nationalism will continue in a world of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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