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论》:激情的阴影
——评电视系列片《河殇》

王晓东 秋田草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文人的苦痛,多在世间变革时,为天下民生未来大计而发的苦痛,又多有着奔涌如潮的激情,闪着耀眼的光芒。电视片《河殇》便是如此。那种危亡在即的万般惊恐与焦虑,那种回首往事悔恨交集的嗟伤,化作一声紧似一声的呼号,催人警醒。这些年轻的文人,这群负重的灵魂,真是放声歌唱于世纪将尽的荆棘鸟呵!

然而,激情终究是激情。它的脆弱,并不在于短暂,而在于某种固有的缺陷,使之难以完成理性和科学的思考。

《河殇》对长城的议论,足以击毁延续多年的盲目崇拜,使长城从华夏精神之象征惨跌成帝王愚痴的蠢动。这或许是思想的进步。当作者对长城进行再解释时,却出现了某种失误。

他将中国某些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民众封闭保守的心态与长城作了紧密联系,并断言,这一建筑活动的本身和这座建筑窒息了国人贸易交流的能力,使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融会遭到阻隔。

这显然与史实不符。自长城挺立之日始,千余年间,从未挡住胡人南下和中原人北上,甚至某些巨大的王朝都是城北的民族建立的。此其一:说到城廓,东西方并无质的区别,欧洲的历史上,公国的城廓亦今稀罕之物,且只比长城更小,更封闭,为何没能造就出同样的国策民心?此其二。

可见,文化的结果,难以用单一的、因果的方法解释。尤其如此具体的联系。更不好匆匆定论。

《河殇》中有种普遍倾向:即以西方的文化模式为标,测度中国的文化模式。以见得后者的愚昧与落后。这样的选择,自是鉴于今日西方的强盛与中国的贫弱,且听上去总是言之凿凿、句句中的。

这实在是一种狭隘的文化观。历史的发展、文化的演变,并非为某种形而上力叠所预定,而更近乎白然的结果,既如此,谁又能确定哪一种文化模式是标淮的?常规的?以西方为本斥责东方并不比以往以东方为本批判西方更聪明。对某种文化模式的批判力大多源于该模式自身的疾病。

再者,泛泛的对比在获得生动效果的同时产生了逻辑的荒谬:中国之所以没象西方那样正是因为它和西方不一样……这已经进入了循环论证的圈套,成了无意义的同义语的反复。

诗化的风格既是《河殇》的重大特点亦是其致命伤。在《蔚蓝色》一集中,作者嘲笑中国农民对黄土大地的痴痴恋情而推崇洋人勇于纵身于碧波万顷之中的胆识。其中的诗意力量不必多说,只是经不起微微的推敲。

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或是西方列强对海外属地的瓜分。其意无不在于土地和土地中的资源、土地上的劳力,设想:文明的西方人对那些尚在茹毛饮血或群居渔猎的土著人有何贸易可作?有的,无非是掠取与驯化,甚至是杀戮。蔚蓝色的背后极少有我们今日向往的商品贸易,更多的是血与火。比较一下,一面是华人终老黄土的痴恋,一面是洋人远涉重洋的掠取,对土地的渴望,孰更甚?

至于说到华人宁死不移的固守和洋人不惜性命的进取,又是另一层的问题了。以黄色象征农业文明和以蔚蓝色象征商业文明的方式并不能对此类问题作充分的解释。诗化的方式充其量可表达情绪,并不表达洞见。

飞扬的文采掩盖了解释方法的缺陷,鼓荡的激情模糊了探究的视线。这是电视片《河殇》的软处,同时还暗含着更为深长的意味。

前文的揭示,绝非在为传统文化辩护,亦非说明只须增加历史知识便可得到周全。问题的本质在于:人类迄今的认识能力尚不足以回答诸如“中国为何落后了”之类的疑问,因为黄河?龙?或长城?对土地的挚爱?还是东西方文化精神的差异?人们会就此永远争论下去,并会提出种种解释。这本身多少总有警醒世人、启发思维的功效。但我们往往忘记了它们仅仅是些猜测而已。从前文的揭示中可以看出它们井不比以往的猜测更完善,但我们仍偏爱它们。我们偏爱某类猜测往往受情绪的支配,只不过是我们生活经历与心境的反照,一旦时过境迁,我们又会偏爱另一种的。

当今的中国知识界,有着一批学者热衷文化学,并企图从中寻得致使中国落后的原因。《河殇》即是这些研究成果的普及。这是中国国情所致,迫使知识分子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去安全地鞭笞祖宗。学术环境的不自然引出了新的荒谬;由于缺乏对现实的细致考察,而用“文化”之类巨大概念含混地解释一切,恰如两千年前的祖先用阴阳八卦来解释万物一样的笼统——八十年代的学者竞在用他们深恶痛绝的传统方法去挞伐传统文化。这种荒谬同时又使人有一种悲哀:一群医生围绕着一位患肺病的人议论纷纷,争论他的祖先的染色体是否有缺陷。为维护他的心理平衡而不指出其生活习惯中的不洁,也不开出抗生素抑制病势……即便病人的祖宗的染色体的确不良,那已是既成事实,无从改变。而我们却对那些急需改变的现状手足无措,仍旧沉溺于用情绪的冲动、文学的想象、艺术的灵感来代替审慎的科学思考。我们的社会也分不清外表的深奥与实质的充实,大抵只能为一些新颖雄辩的哲理词句而喝彩。这样的经历,这经历带给中华民族的迷失与灾难,还没有受够吗?

我们不想否定《河殇》的进步意义,只是希望强烈的变革愿望能与审慎的科学态度相伴,否则,它将会演变为一种高级牢骚,骂骂祖宗、发发叹息,如此而己。在现实的冲突面前,我们无需担扰祖宗的染色体,无需用反传统与继承传统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推,我们并不清楚千年前的事变与今日的关联,也无法肯定今日的选择于千年后有何利害。但我们必须行动,以有限的判断力对我们能够看清的局部、具体的事物有所作为,中国的新文化即在此间自然地生长着。

(《中国青年报》1988年7月10日)

标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