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论》：《河殇》与当前文化

赫然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哲学大师萨特与文学大师卡夫卡，都以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深信。凡语言所表达的，将终有其现实中的位置。

《河殇》以迄今最为大胆的姿态，以雄丽而深沉的语言，饱蘸理性与情感，对我们习惯于引以为骄傲的中国历史（包括地理、自然生态与史前史），提出了广泛而深刻的怀疑，内省和批判，对华夏中原内陆——农业文明、长城情结、城墙文化以及相应的经济、政治、心理意识等社会历史形态，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并通过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东方与西方、陆地与海洋的对比，对以长城为标志的封闭型大一统文化的症结，作出了有力的揭示。《河殇》引起的强烈反响，使人感到生活在前进，感到未来在现实中的位置，感到语言——文化的不可取代的力量。人类的这种天赋和造诣，对于人类的进化，特别对于一个艰难奋起的民族，其意义可以说非常重大！《河殇》大度包容地汲取中国青年思想精英的思想语言，高屋建瓴地挥洒运用形象艺术和大众通讯媒介，成功地表达了一个大时代的主旋律。

改革的大潮在中国大地激起形形色色的波动与思考，其成份与现象之复杂是前所未有的。其最令人瞩目者，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五光十色的经济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并非财富的创造，而不过是一种财富再分配。《河殇》对此也有着一针见血的揭示。但是，关注文化现象的人，会格外着眼于学术文化领域中相应的“创造与消费关系”。西方非理性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以及儒道庄禅等思潮，一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我们欢呼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广泛与深刻，欢呼宽容精神之深入人心。宽容的本质就是表达的自由。上述经济与文化领域的相应现象，就相当的程度而言，是同构的。两者共同体现了一种本质的意识形态危机。这种危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二律背反的深刻表现，也是漫长历史抛掷给人们的生死悠关的转折点。本质的危机和危机感，意味着伟大创造的呼唤和可能，意味着历史—现实—未来之三位一体的严峻挑战。情感（或感性）与理性，永远是在冲突中达于和谐，上升为历史—现实—未来三位一体那血肉交融的、活生生的超理性，这超理性是高于一切的。未来无比严峻。选择由于不可逃避不可逆转而责任神圣。除了创造，我们别无出路！对于像婴儿般俺没在“前海洋”中、又像老成之士一样困窘于古老情结的中国人，这一切尤其如是！中国人并非不能把握或领悟那神圣的超理性。《河殇》的回响表明，语言—文化能够深入到中国人的意识深处，引起牡会化的强烈共鸣。如此普遍和深刻的社会化现象，有助于引发学术文化界的思考。而这一类思考的深入发展，终将导致当前中国思潮向理性主义的复归，或者不如说，将在全民族水平导致一种深沉而坚定的新理性主义的确立。而这种复归或确立，又是那些早在默默重写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始终坚信和呼唤的。

用语言—文化重写中国的历史，最终是为了呼唤人们用行动去创造中国的历史。这实质上是中国历史之魂本真的呼唤，这种呼唤规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形式的语言—文化真正实现自己的唯一途径。

（《中国文化报》198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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