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原名走出“黄河心理”）
【以下是谢选骏先生1988年1月单独为《河殇》摄制组所写作的《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后来的《河殇分镜头稿》（《河殇解说词》）就是在此基础上经多人讨论形成、分头执笔的，因此《河殇分镜头稿》中的有关黄河、龙、长城、蔚蓝色等著名象征的论述，也大多出自谢选骏先生的原先著述和现场设想，读者很快就可以在《河殇第一稿》中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
本稿曾经收入谢选骏先生的文集《向东方》，取名《第二章：走出黄河心理》。该文集原名《为历史送行：走出“黄河心理”》，原定1988年冬季出版。“六四”事件以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单方面撕毁出版合约。1996年，该文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当代思想者文库”出版，改名《向东方》。由于谢选骏先生依然名列禁止出版著作的名单，《向东方》无法直接署名，只能匿名“疏野”出版。
“疏野”取意为谢选骏先生1987年至1989年间在《光明日报》的书评专栏《疏野书话》。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资讯的流通更加方便无碍，因此特将它上网，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提供那个时代的思想演变过程以及《河殇》创造经过的具体轨迹，帮助澄清有关《河殇》的种种误解和不实之词，以此方便研究者的使用，并满足一般读者的兴趣。】
【《河殇解说词第一稿》（原名走出“黄河心理”），1988年1月】
谢选骏
第一集 黄河，一个象征
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这本来来一个常识，可是随着日益增多的地下考古新发现，这一常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最近，在辽河流域有了重大的突破－－据认为公元前六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非常成熟的龙的造型。面对这比之夏代还要古老的证据，人们猜测纷纷，认为辽河流域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甚至是一个更重要的发祥地。此外，在青海、云南、贵州等地区，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仿佛与这些新发现的事实相呼应，有关“楚文化”研究的兴趣，也形成了一阵热潮。因为楚文化，仿佛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一种混和或中介，对它日益增长着的关注，暗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这一观念已受到了强烈的动摇。
最新的消息是：据新华社上海1988年1月2日上海新发现三座"良渚"古墓有陪葬奴隶，有关专家推论，夏王朝以前我国南方地区已经出现奴隶制。距今4500年前的"良堵"文化，先于被定论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夏王朝400年。这三座古墓是上海考古队在西郊青浦县福泉山发掘的。
这些事实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其意义是否业已充分到足以否决中原文化的主导性程度，则值得怀疑。起码，它忽略了两个要点:
一、根据"陪葬奴隶"的存在去推论奴隶制的存在，是颇为冒失的。因为这忘记了:陪葬者的存在，是一种宗教制度的产物，而奴隶制却是一种经济制度的结果。把宗教现象和经济现象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比如说”。以人殉葬的风俗，在我国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直到解放以前，但我们不能据此推论说中国明清时代社会，仍然奴隶制度之下。更何况，对一些原始民族的实地考察表明，有许多陪葬者生前非但不是奴隶，而且还是显贵人物。
二、我国地大物博，区域性文化(地方文化)非常丰富，且源远流长。其中有的甚至具有相对独立的起源。且能追溯到一万几千年之前。这种文化发生学上的多元性，及其必然包括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如原先落后的地区，后来又迅速发达，等等)，相对于我国的幅员之大、住民之多而言，是十分自然的。对文化的总体命运来说，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起源的早晚，而是哪一种文化方式占领了主导地位，从而迫使其他方式同化于自己。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考察表上，如果一种文化模式起源甚早，但却被后来居上的其他文化所统治并被同化掉了，那么后来居上的文化就比起源更早的文化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一要点，我们可以说，周代文化比殷代文化对中国总体文化的影响更为巨大。也正是凭借这种观点，中原文化，比其他可能具有更早起源的地万文化，更具重要性。因为中原文化最终成为中国的统治文化，其他地方文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里，相继同化于中原文化，以此再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总体。在这里，统治的与被统治的、主导的与受主导的文化，虽然终于同化在一起，但对总体文明的构成、贡献却有所不同－－前者大于后者。
根据一则同样新颖的报告，人们还可以"重新发现"中原文化主导论的价值：“有关考古学家和有关的古文字学家研究证明：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甲骨所显示的契刻符号，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4000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纸草文书。它为探索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从这种现象看来，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应与此一脉相承，以安阳殷墟甲骨卜辞为标志，中原地区在我国古代率先进大了有文字的历史时期。”（见《光明日报》1987年12月17日）
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文字的出现也许要比青铜器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更大的推动力，甚至要比宗教观念的形成更富于社会纽带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文明积累从此可以加速度前进的新时代开始。有了文字，信息及其传递，就可以成倍成倍地递增。从而，产生突破原始构架的文化能量。
中原文化主导性的重新确认，肯定了黄河(和它所冲积的"原"及"黄土高原")对中国文化生成的决定作用。
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这话当然有一定的经验事实为基础。在早期的中国文明刚刚透出晨光的日子里，广袤的黄土冲积地带，就成了中国民族休养生息、文治武功的巨大腹地。
有人把黄土冲积带比做“中国文化的子宫”，也正是基于此种经验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上述的比喻却也有“翻版”之嫌：“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母亲”－－这就是翻版的原型？但是，与其说黄河象仁慈的母亲，毋宁说它象是横暴的、酒鬼般的父亲。
我们知道，黄河与中华民族、伏尔加河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
一、中国文化是独立起源的，而俄罗斯文化则是来自外国(匈奴文化、拜占庭文化、北欧文化等等)的启蒙。
二、黄河是早期中国文明的统治民族们活动的主要舞台，而伏尔加河则不过是俄罗斯扩张势力抵达东方之后开拓的一片新疆土。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伏尔加河很少扭曲俄罗斯文化的命运，更少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但黄河却对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干预，且多是造成破坏性的支配。黄河像一条暴怒的龙，常常恣意妄为，破坏人类的生活。这生活原先是在它的孕育之下成长的。
黄河的这种矛盾性格，在催眠和暗示中，塑造了中国命运的基本旋律：创造－－ 破坏－－再生。“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是由间歇期的“无律随机的冲动”，衔接而成的！
黄河，因此成为中国的象征。
第二集 二元归一
中国，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它雄踞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举囊括了绵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腹地。这个无法选择的命运，使它注定受到两股力量的竞相吸引：它在内陆的安详与稳定，和海洋的奇异与激情之间，踯躅徘徊。
人们曾经坚信，宇宙空间是蔚蓝色的。可是，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们离开地球进入宇宙空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宇宙和自身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蔚蓝色并不是宇宙的颜色，而恰恰是地球本身的颜色！
原始世界观认为，生命的原色是红的，因为他们看见动物体内流出的液体是红色的。他们幻想，生命的衰败，可能和红色的失落有关。为了表达对生命的眷恋，为了寻求复活和永生，他们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但是，认为生命之色是红色的观念，却是一个古老的迷信。
生命的本色并不是红的，许多昆虫体内流动的，就不是红色的血液，而是多种颜色的生命之水。
动物世界赖以生存的植物世界，红色的血液更是罕见。生命所依附的大气与水，使地球成为蔚蓝。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当人们展望世界，天空是蔚蓝色的，大海的波涛也是蔚蓝色的。大海并不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王国，而是人类的故乡。
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存在表明，人身上的许多特征，都与海洋哺乳动物的特性有关。人的眼泪和汗是咸的，人的手指之间有一种蹼的退化遗迹，人身上的毛发很少……
根据这种假说，人类的优势和幸运，正在于他是一种从海洋里重新退回到大陆上的生灵。他的祖先曾因大地的灾变而遁入大海，当他重新回到大地，诸多的不适应，伴随着陌生和恐惧，构成他独特的命运。这迫使他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
毫无疑问，人类的文明是在陆地上发展起来的。人本身的进化过程，也是在陆地上实现的。东非猿人、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的整个历程，都表明了这一点。渔猎的、采集的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以及近代的工业文明，都是立足于大地之基。但是，人类的文明从来也没有与海洋绝边缘。
远在地中海的航海文明兴起以前，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波利尼西亚人横渡整个太平洋抵达复活节岛。而马来人则穿越整个印度洋而移民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这是一万年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凭借今天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航海工具实现的。人们不禁要问，支持这种活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和信念？
中国古代的统治文明起源于内陆，但中国文明的整体则包含着丰富的海洋生活成份。
殷商时代通行于中国的货币，就是海洋生物的贝壳。
早在仰韶时代，酋长的墓室就由拼组成龙虎图案的贝壳来装点。
可以推测，为了保证这种货币供应，在当时的殷王朝统治中心，即现今的黄河中游一带与大海之间，已存在固定的商路。
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之间的中国哲学家庄周，曾经在一篇题为《秋水》的作品中表现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性格上的差异。
黄河的河神名叫河伯，秋天涨水的时候，他看到黄河之大与天下之美都包容于己了。狂喜之下，他尽情漂流直抵大海。等他看到大海的博大，茫然自失。随着他的叹息，大海的主宰北海若出来了，对他说：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它只知道自己的小小地盘；不能和夏天的虫子探讨冬天的冰雪，因为它除了自己的时代，便一无所知；也不能和专业学者去谈论真正的哲学，因为他受到知识与教育的局限。而今天，河伯你终于冲决了河道的壅塞，得见大海的宽宏博大。当你知道了自己的局限，就毅然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宏伟的境界……
河伯与北海若的这段遭遇，当然只是神话的插曲。但它是否对人类的文明史轨迹有一种提示意义呢？百川归海，内河的文明是否注定都要碰上大海的文明呢？
从现代世界史看，是这样的。中国文明的中心，深植在内陆的沃土之中；单一的中央集权，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因素，逐渐被压抑了下去。这使封建中国的生活日益单调为清一色的黄土地。黄色代替了蔚蓝色而成为统治的颜色，“黄袍加身”，成了攫取统治权力的象征。
秦汉时代的中国龙，有五种基本的颜色：北方有黑龙，东方有青龙，南方有赤龙，西方有自龙，中央有黄龙。
而明清以来的定式，使黄龙成了至高无上者。但黄色的历史性胜利，内陆文明因素对海洋文明因素的绝对控制－－则是以整个民族的衰败，为代价的。
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它区别于各种以农耕和内河交通为特点的大陆文明。这一新文明是从哥伦布远航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成长的，迄今未衰。就这样，蔚蓝色不仅获得了地球生命的意义，而且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全民性的、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从民族活动的地域上把人类的文明分成了两大单元：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海洋文明虽也离不开陆上基地，但却以海洋为通道，在岛屿和沿海地区之间展开其活动。因此，与那些以河流为通道的大河文明和以湖泊为通道的高原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区别。
中国的躯体是黄色的，但心灵却受到蔚蓝色的召唤。千百年来，它正是时时想挣脱这矛盾的羁绊和纠缠，而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绵延最悠久的内陆文明。
第三集 “黄河心理”的透析
中华民族的统治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的双重力量(孕育与破坏)，那绵延无尽的挑战，笼罩大地的毁灭性阴影，催生了中国民族特有的“黄河心理”，为它塑造了多重相应的文化构造。中国人，迄今仍是不自觉地处于这种心理的围困之下。分析它，既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自我，又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
“黄河心理”的一个重要外部特征，就是崇拜龙。龙和许多民族神话中的至上神祗不同。它没有人的形体，也没有人的精神。龙对人，是完全的异己力量。因此，和崇拜神人同形的偶像的那一系列文明相比，古代的中国文明，应该说是相对缺乏人道主义的。
“黄河心理”和龙的崇拜，可以一分为二看待。一方面，它鼓励了摆脱不掉它的人们的那种惰性的依附心理；另外，也在绝境中推动他们自强不息的创造活动。
黄河的泛滥是没有节律的，因此，与其他孕育了古代文明的那些巨大河流，如尼罗河和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恒河和五河(印度河等)流域等等不同，黄河泛滥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好处，而只造成普遍的社会灾难。这种绝境中的苦难，召唤了一种凭藉自己的力量去奋斗的现世精神。即，不仁慈的大自然，反倒激活了一种现世主义的生活态度。在古代宗教文明比比皆是的环境中，这种特殊的史官文化又是难能可贵的。
相比之下，古代希伯莱人的《圣经》中，寻求神所赐予的“流蜜流奶的地方”成为一项民族性的追求。那时，游牧的希伯莱人所渴望的乐园，是一片丰美的草地。
古代中国人，没有得天独厚的丰美草原，只得依靠汗水，把那片举目无边的黄土原，灌注成为二等耕地。对生活在古代中国文明环境中的居民来说，生活是不仁慈的；因此，他们最终放弃了向善的终级性的宗教信仰，而改取一种自救的、伦理的生活方式。这就是“非宗教的宗教”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精神具有一种真正自强不息的倾向。它拒绝把命运托付给神。
然而，在黄河那难以控御、不守规范的暴力面前，人的自强不息毕竟是有限的，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祭河”就成为统治王朝一项经常性的官方活动。从那以后，祭祀黄河以至献媚于龙神，便成了一种深不可拔的习俗。从《史记》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为河伯娶妻(以童女活祭黄河河神)的习俗，已有两千多年了。甚至在当代影片《黄土地》中，我们仍然看到了对于祭龙神求雨场景的大肆表现。祭祀黄河是一种民俗其表、宗教其里的为，但在根本上，它是一种心理行为。因为风俗和宗教的根源，无非潜藏于人的心中。而崇拜黄河，就是崇拜其毁灭性的力量；并企图通过人的献祭以平息其暴戾，并祈求可能的福利。这当然体现了人在文明无法控制的自然暴力面前的退缩，这种无可奈何的退缩，最终只有退到崇拜暴力权威与“恶”的套中去，以便在献媚中求得心理上的庇护。
古代中国人没有受到基督教非恶主义的“毒害”，因此，他们是原始的、天生的“尼采主义者”。对于不能掌握命运而只是被命运任意蹂躏的无权者来说，崇拜“恶”的心理，确实构成了一个伟大的洞识。这洞识在自信能够掌握命运的大无畏者看来，也许是虚幻的。但它确实能为普普通通的凡人，为那些被命运控制的人们，被恶势力摆布的人们－－提供一种安全感。这就是企图通过与暴力的对话甚至是与恶势力的同化，去减轻以致消除自身的软弱，并以此渡过危机。
在个人力量和集体力量都难以抵抗的黄河暴力面前，悠久的历史养成彻底的屈从。这一心理习惯很轻易就转化到人对待其他事物的态度上去。卡尔·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曾深刻地指出，兴修水利工程所需要的那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构成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理所当然，这一基础也就构成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神话式背景：人的活动必须与“天意”结合起来，人的历史必须要经过超历史的重新描绘－－然后才能登上大雅之堂。所以在中国，意识形态的审查是特别严厉的。结果，历史是文学化了的、幻想的、甚至神化了的历史；而人的现实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神化的善恶二分法所切割。在天意的隐秘推动下，世俗的善恶模式被神化，但却远远不是固定住：它是因人而异、因情设施的；仲裁的标尺尽在权势者的一念之差，其心血来潮，用以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衡量甚至扩及到了自然现象的领域，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与人事无关的科学研究。甚至连人类的技术活动也要受到善恶要求(伦理压力)的摆布。这样，科学和技术在古代中国就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在这种“一边倒”之下，甚至没有建立异端裁判所的必要。因为，中国的异端根本无须审判就可以被随意地消灭干净。中国的异端甚至长不到受审的标准就早已夭折了。因为大大小小的裁判所无所不在，它寓于“千夫指”之中，它成了一项无须证明的习俗。
当然，对于社会的健全发展来说，善恶的准则，是必要的，没有它，社会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一致的、普遍的行为规范，从而很难避免陷于内乱。但是，中国式的善恶二分法，却与“法治绝对主义”的观念无缘。严格说来，它只是相对的：只有空间上的一元化，没有时间的延续性；所以，连中国的历法和纪元，都是因朝代而改变的！一个皇帝一个纪元，甚至一个心血来潮一个新纪元！
中国社会中的善恶观念，不是普遍的，而是带有对象性，它是因事、因时而异的，它很少被时空相交的纵横网络给固定住(就像希腊、北欧神话中的“命运”之网那样绝对)，而成为一种悬念。它本身始终只是一个实力的范畴，从来没有上升为一种宗教。或说，它从来只是一种“工具的理性”，而没有成为一种“本体的理性”。
缺乏绝对正义观念，即善恶准则始终停留在工具理性的范畴中，不是一个偶然的缺失。探讨其起源，不难发现，那是被黄河的横暴存在，给一再否决了的。中国文化本来也许有机会形成宗教式的、普遍而绝对的、作为本体而存在的“正义”－－这可以从它也曾获得了工具性善恶观念这一事实看出一些端倪来；但是，这一可能的发展却在过于强大的压力下夭折了。这一夭折，是在黄河的横暴所培育的“黄河心理的围困”下，完成的。
黄河的存在，不仅否定了绝对正义，而且也否定了“根本改造”的价值。因为黄河的势力既是文明无法控制的，更是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改造的－－你只能用小修小补、见机行事去应付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比方说，人们逐年增高堤坝，但却无法疏浚河床本身;人们可以人工开堤，把洪灾引向破坏后果较小的方面，但是却无法正本清源、澄清黄水。这种现实，既给中国人以小处的聪明，又使在大处显得愚钝。不，并不是愚钝，而是过于聪明，从而探知了可能性的底牌，于是终于放弃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不再去从事那一时一地看起来难以实现的伟大。放弃了超现实事物的追求，结果陷在俗务与务俗中。
这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拜利教，拜安全教。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中国人能力的大幅度增长，是被自己的“聪明”结束缚住的！这也许就是“文化早熟”的悲剧性后果－－文化早熟。使一个民族迷信机巧。
中国文化的此种精神，并非全无教益，它起码使得绝对主义、机械主义的思维方式不行于中国。因此，在现代工业文明急速发展带来多重副作用的当今多事之秋，欧洲人已越来越看清绝对主义、机械主义可能和已经包含的危害，开始推崇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洋人的这种评价却不足以证明“黄河心理”突然焕发青春了。因为这种推崇对洋人来说，只是一种文化的引人和互补；但对我们自己来说，追随此种推崇却不啻一种火上浇油。因为，“黄河心理”的后裔需要的虽然也是引入和互补，但却是另类补剂－－面对变革，在民族的生活中，需要确立本体型的而非仅仅工具理性型的善恶准则！这也就是倡导法治的内在要求。
法治，不应再被视为玩于股掌上的工具，而应被尊为一种境界、一个自在的目的。
缺乏绝对正义，缺乏法治状态，使“黄河心理”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破财免灾论”。在它看来，一个生活者，奋斗者，若不遭受同等量的损失或不幸，那么他的奋斗所获得的收益，就显得十分可疑。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幸福的生活而没有预先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那么他从此就会生活在不幸的阴影之下。严格地说，这不仅是对失去幸福的恐惧，还暗合着对幸福状态轻易得到的怀疑、甚至恐惧，这是于基督徒式的罪恶感和负疚心理不同的。这一恐惧变成了长期的精神担忧，其结果是足以抵消他所获得的现实幸福。
勘探一下破财免灾论的起源吧。
黄河在给予时，就暗合着夺走的阴谋了。黄河的给予，就体现为它的水：而黄河的夺走，则体现为大量泥沙。是黄河的泥沙造成洪水泛滥。泥沙和水是搅混在一起来到人间的。人们首先接触的是水，对泥沙所包含的危险，并非感受得那么直接，然而，等你对预定的阴谋有了切身体会时，那时一切也都为时已晚……不，这不是阴谋，这已经是赤裸裸的阳谋了！即红太阳般的的谋略。
黄河，远东世界这个自然存在着的暴君，也为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暴君提供了一个样板，提供了一个促使人们沉默地予以接受的典范。这个伟大的导师教导他所滋润出来的子民说：“要想有所收获，就得付出同等量的牺牲。”在此种理论指导下，有许多牺牲恰恰是作为收获之后的"报应"而人为摊派到世间的。这种理论，实际上否定了人的创造能力，难怪有的西方人自夸说，“创造”这一观念是西方文化(包括希伯莱文化)的一种特性。
在“黄河心理”看来，人生不是一种创造活动，而仅是一项有限的循环流变。即，把牺牲改变为收获，或者是在收获之后得到业报。一切生活，沦为有来则有往的循环作业，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无休无止，一项典型的“东方式的智慧”，就在黄河的示范性压力下诞生了。
然而，这种东方式的智慧，却是一种受虐心理的典型表现。
它已经是国民性,而不再仅仅是病。
这种受虐心理，是黄河的双重性格(这种概念得自黄河对人的两面相)促成的，其后果就形成了一种负面的循环－－人们被迫受到黄河母亲的虐待(“母亲”与“虐待”的循环)，从而养成了上述的在依附中受虐、在受虐下依附的心理。然后，这种心理又反转循回，引导人们到生活中去寻求并发展那种习于虐待甚至爱好虐待的倾向！
深受此种心理麻醉的人们，默默地受苦，甚至默默地等死，受虐终于升华为爱虐了。人们不再自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他们把默默地受苦、默默地等死，看成无法更替的命运，甚至奉为一种美德(如“能吃苦耐劳的人”这一赞誉)，从而萌发了一种奇特的奴隶性格。而这些，在一个大无畏者看来，并不是命运，而只不过是一种卑贱的生活态度罢了。当然，如果我们被这种生活态度支配；那么，这种生活态度也就成了--种无法更替的命运了。因为“态度”，将把人带到一种特定的处境中去。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他自身！
一个事物自身就这样似乎由它自身而得到了论证。因为人们总是相信：“事实胜于雄辩。”这意思是说，事实比雄辩更为雄辩，所以任何雄辩在事实面前；就变为多余之物了。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一命题，却是一种悖论，因为事实与雄辩不同，正如存在与意识、语言不同一样－－两个性质的事物(事实与雄辩)是无法相提并论、确切做比的。因此我们说，一个事物是无法由其自身存在而得到无须论证的特权的，实践经常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五四运动取消了统治文化的特权；现在，是取消“黄河心理”的特权的时候了。对存在的论证，绝不属于，更不等同于它自身。黄河心理的受虐倾向这一存在，并不能证明它自身的合理性。即使我们在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实际需要中，可以找到支持这一倾向的许多证据，它们实际上也只是这一受虐倾向造成的后果。正如，你无法从对缠足与辫子的爱好中，证明小脚与辫子的合理性与永久价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从存在到证明(即，从事实到雄辩)的系统循环一旦建立起来，也就成为牢不可破的了。它自我供养，从此变得富于柔韧性。且能成功地排除万难(即多种多样的不合于此循环的思维和行为)，且能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合理性。人们看到自己既受到孕育、又遭到迫害的复杂处境，无可奈何之余，把这种处境奉为天经地义，用现代语言说，把它变成一项“客观规律”。那么，凡是不合于此项客观规律的思维、行为和人与事，必定要受到这客观规律的裁判，以至惩罚。
举例来说，当习俗看到一个人获得成功而又没有吃够足量的苦头，便认为他仿佛获得了不义之财。这时，很自然的心理反应，就是要迫他“付出所欠的那一笔债”。也就是说，它把人的成就看成一项额外的油水，而且，还是一项非份的、预支的油水。现在，是要他为此收获作出牺牲、付出“应有的代价”的时候了！
这种态度真是对人类的讽刺，讽刺他多么善于被自身创造的幻象所激动，并受其役使。对于不了解“黄河心理”的受虐倾问的局外人(如欧洲人)来说，他们可以称此为“东方式的嫉妒”，或者“红眼病”。
但我们却想到，这种态度既不单单是嫉妒，更不单单是红眼病。因为嫉妒是一种激情，而红眼病作为一种病态应是列于少数派之流。可是，要求人们为成就作出牺牲的这项社会习惯，在中国却是普遍的，是民族的价值标准！它既不是激情，又不是少数，因此，若称为嫉妒或红眼病，就是用词不当，或是将错就错。“通病”原不是病，而是我们的国民性！
这种用词不当和将错就错，还在悄悄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呢！这就是积极掩盖“黄河心理”的受虐倾向，以便它在合理化中万世长存。实际上，这也是“黄河心理”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要求保护它的独占地位不受外力影响，它要求它的吃人权力得到“合乎自然”的延续。
第四集 两种选择
台湾学者凌纯声在他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则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
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问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现行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扭捩，“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第五集 历史. 民族. “图腾物”
黄河，既是中国历史的厄运，又是中国民族的幸运。在早期，黄河所培育的黄土地带，使中国古文明得以“早熟”。因为它松软，宜于原始的木质工具进行农耕的开发。因此，早在新石器时代，那里便发展了农业文明。而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由于青铜大都用于兵器和礼器，原始的农民依然用木具耕作，因此培育中国早期文明的基础，仍是黄土地带。因此中华精神文明的水准之高，与当时生产工具技术水准之低，形成令人惊诧的反差。同时，精神文明的上层建筑早熟，又使得文明的基础设施(技术)的薄弱状态更为突出。这不仅有碍于基础文明的自然发展，还以沉重的负担，窒息了这一发展。
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文化中那些引人注目的特殊性，如崇道崇德而抑器抑术的倾问。原先，黄河上游的黄土地是更适宜于游牧而不适宜于农耕的，因为那里的降雨量较低，而土质过于松软，易于发生水土流失。但是，农耕的西渐进程一旦开始，便不可阻挡了。人们必须得在这片不再适宜耕作的士地上(只有极小部分的例外)苦苦挣扎，以求得延续。从此，早期的财富成为一项摆脱不掉的负累。
黄河代表着一种自然力，但这绝不是一股普通的自然力。我们知道，人所创造的文明，具有一种抵御自然力、甚至驾驭自然力的基本;因此，随着文明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力进行利用的不断提升、方法不断增多，一般说来，自然力对人所构成的危害，会发生递减现象。但是，黄河却是特殊的自然力，这突出表现在它对人类的危害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呈现相反的即递增趋向。
如果我们把人的文明发展简化成“游猎游牧方式”、“定居农业”、“工商业文明方式”等三段式，来检验黄河对人类危害递增异常现象，情势就甚为明晰。
在早期的游牧游猎生活中，原始人逐水草和动物群落而走，不断变化自己的生息之地。这时，黄河的洪灾对他造成的危害尚为有限。因为洪水来了，他可以逃走。到了中期即定居的农耕时代，人们已相对失去了自由迁移的机会，他对土地的投资和依附同时增加了，无法轻易离开自己的固定家园。因此在黄灾面前，他使失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游击能力。逃荒的农民，不可与游徙的猎人、牧民同日而语了，因为他已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甚至失去了生活资料。但在黄河的压力下，农民的逃荒却几乎成为一种日课。
根据同样的理由，在近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中，黄河的危险性也与工业投资的增加同比例地上涨。现代文明，还无法提供有效的根治黄河的万法，它最多只是把黄河决堤的危险延迟，但同时,却在无形中增大了危机总爆发时的破坏能量。
与现代文明不能有效控制黄河的情况相反，工业却在黄河流域投入越来越大的资金，这无异于把黄河威胁的对象扩大化了。其结果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现代工业人，比过去的农业祖先更脆弱。当他受到黄河泛滥的打击时便显现出来了。
一个证据是，人们常用人工决堤的方法，把黄水的泛滥从城市引向农村，或从发达的地区引向贫困地区，以此来减少总体损失。这一处治方法的施行，表明文明人类确实受到洪灾日益增长的威胁。所以，人们牺牲落后地区，保护发达地区。
黄河是“缺乏自制力的怪龙”。确实，只要你见过黄河那狂放的水势、惊心动魄的呼啸，就会同意这一看法：会同意说，“中国龙的原型就是奔腾不息的黄河！”
从形态上看，黄河与龙有许多近似，它们的性格都是不可预测的暴虐，它们的身姿都是蜿蜒曲折的，它们的态度都是盛气凌人的……现代学者们常常纵论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表现”。但他们是否做过一些横向的比较呢?其实，中国人所崇拜的龙－－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象征－－就大大否定了这种关于人文主义精神表现的假说。因为龙并不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而是一种自然力的超人象征，是一种与人对立却迫使人屈从于它的神秘势力。也就是说，崇拜这异己力量的人民，不可能是一种充满目信的人民。
民间节日，是很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节日庆典饱含了集体意识和传统思想，例如，流行我国各地的民间节日的庆祝活动中，舞龙和龙舞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现在，随着华人向世界的流散，龙舞和舞龙也被带到天涯海角，成为华人社区生活的一项标志。不论海内外，舞龙和龙舞都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象征。这就透现了我们以上分析的“黄河心理”。
首先，舞龙和龙舞是一种原始的集体活动。在这种活动里，个人的性灵被淹没了，你必须按照一律的节奏和姿态去活动。甚至连欢乐也必须一致，不得有半点差池。其次，随着个性的压制，人凝固为某种异已力量、异化象征－－龙的从属。随着龙舞达到高潮，在鼓乐齐鸣中，在万众欢腾的假面下，人也就消失了。一个巨型的，与人对立的怪物，取代了人。而耸立在地平线上，并化入每个人的血液中，成了我们文化的样板甚至社会理想的“图腾标志”。就这样，几千年以前的原始象征，至今受到文明人的祀拜。
受到崇拜的龙，不是个死摆设，而是统治力量的符号，也是奴隶心理的象征。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一个无限的威灵；就后者而言，它倾注一片无言的顺从。
黄河的不可制服的存在，对人是一项灾雅。但人是奇妙的，他从来就不是被动地承受灾难的生物。他会奋起反抗，甚至在反抗无济于事而只能招致更大不幸时，他也不会停止作为。他的努力转向了：奴隶状态把抵抗解释成了一桩愚笨的事，而把屈从化为一项美德，以此来安抚自己受到彻底伤害而无法复原的心灵。于是，“自尊心”被发明出来了。
人，是个体的人。因此集体主义的终极含义，最多也只能是：“在集体中寻求自我”。与此相应，人是有尊严的人。因此，人类彻底的、由衷的屈从形式，也只能终极地体现为“在受到崇拜的对象中，寻求被迫崇拜的自我”。也就是说，崇拜和信仰，成了人类自尊心的最后防线。凡是有崇拜和信仰的地方，就说明人的自尊心已经无法再行退避了－－在这防线后边，绵延着那良心崩解的荒芜状态。
对一个彻底的非信仰者（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需要强盛的体魄作为后盾)来说，任何信仰和崇拜（哪怕是唯物主义形式的）无异于软弱的表现，是失却自信后的托庇。对一群需要一起合成某个组织机体的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在组织与教条中，找到了安慰。” 也就是说，受到此种慰问的人，是在组织化信仰加崇拜仪式中，捡回了变形的自我！
因此，不论你把龙的存在解释为一种早期图腾崇拜的遗迹(也就是血缘崇拜的遗迹)，还是把它解释为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它都具有上述的双重的奴性含义。
第六集 环境保护与文明的本来
黄河的存在，黄河与人交织而成的命运之网，使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的不可征服性。因此，与西方精神不同，中国精神从来没有萌生过征服自然、无限制地驾驭自然的奢望。它的最高理想，仅仅是更圆顺地与自然协调关系，以便在其中获得一个较为舒服的位置。这使中国思想明显地带有相对的、现世的、小康的享乐色彩，而不具绝对主义特性。“人定胜天”的意思是说，“人定则胜天”，人的定意胜过天的赐福，而普遍误读的“人一定胜天”。
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表朗人类(严格地说，是现代社会的意识)正在重新认识自然、着手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对于在“黄河心理”的孕育下长起来的我们来说，最好不要把这种国际新思潮与“黄河心理”的旧取向等同起来，因为前者是在急剧工业化的过程中爆发的一种反思；而后者却是在传统农耕的经营方式下残留的无意识。也许，对于那些“过度”工业化了的社会来说，摄取一些“黄河心理”的落后要素，是不乏教益的。因为那可以达到一种中和。同样显而易见。对我们来说，类似的过程，将是尽力从“黄河心理”的受虐中走出，面对海洋，面对新世界，从另一种方式，达到中国的现代化所需要(而非欧美的后现代化的焦虑所赞许)的新中和。这样，过度工业化的社会和不够工业化的社会，“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将在各自的基础上，从各自不同的历史－－走到一起，面对这个充满新意的时代。
环境保护的需要，否定了人战胜自然的命题。同时也否定了人在因循中屈从自然的习俗－－因为这两种态度(可分别称为“浮土德精神”与“黄河心理”)，最后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而这破坏的重量，最终将反转到人类自己头上，从而阻碍他在文明史上的继续跋涉。
从鸦片战争时代迫于外力的开放，到而今发自内部压力的开放，历史走完了一个圆，从而显示了它的进步。两种开放的形势当然不同，但都是面向世界即面向蔚蓝色的行动。闭关自守和改革开放，在这两极运动的交界线上，也许只是一念之差，是个策略问题，即中华民族如何更有效地对付列强的挑战。
但是很快地，这两极运动将分道扬镳，各自的指向不再相同：一个是退回古老的农业文明，一个是朝向新兴的国际文明；一个是在固步自封中坐吃山空，一个是在锐意进取中与世界对流。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把人引入不同的命运。文化的历史表明，民族是精神的载体，而作为“民族脊梁”的先进分子则天生负有一种脊梁般的使命，这就是表达民族的精神，把国家推向日新自强的路。
知识是一个民族自新自强的有力手段，而知识分子往往就成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有力前锋。纳粹德国灭亡波兰的计划凸现出了一个真理：要毁灭--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分子。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想想意识。当人们说到“知识分子”这个字眼的时候，不仅指代一种知识的保存者、应用者，还指代知识的洗涤者、创新者，甚至指代民族的脊梁。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必定是民族的一脊梁－－这是从社会功能上去看。
从文化功能上看知识分子，就会发现两种知识分子。一种主要肩负传播的使命，他们是教师、翻译工作者；还有一种肩负设计与制作的使命，他们是思想家和工程师，是文化的创造者。实际生活领域中的知识分子，则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分担这两种使命。
知识分子政策不仅是个社会措施问题，也不仅是个让长官来使用人才和安置就业人员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的晴雨表。被称作“知识分子”的那种人，是整个社会中最敏感最能动的一部分人，他们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个社会的内部关系。
知识分子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前奏。
知识分子和社会，在交互作用中变化。
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被区分为新旧两种。今天，我们无疑是更为推崇“五四”以后的新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代表近代史发展的方向。但是，我们却也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新旧两种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上，“五四”以前的旧知识分子，其实要比“五四”以后的新知识分子，具有更大的力量。
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知识分子越新，他的社会影响力反倒越小！这是令人深感不安的。
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所激起的深刻社会变革，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大起影响的显著例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以知识分子为先驱的。有人把知识分子问题简单理解成“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或者“知识分子打击知识分子”。这显然是不够的。但这也多少含有一点真情：知识界的骚动，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动荡、混乱甚至最终解体的伴生现象。
知识分子社会影响力的消长，从另面说明了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和文化的需求的变化幅度。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团结并形成一股的合力，也是从一个侧面指示出这个社会的文化，正在形成内在的有机系统。
可怕的不是政策的失败，而是失败所意味的沉沦。沉沦和沉沦中涌现的超巨量腐败是令人绝望的，但沉沦也激发了崛起的力量。
上升和下降，永远是在交替中进行，以便用这两种方式的总和，去完成世界运动的鼎沸过程。我们的自信心只能表现在，相信中国文明及其传人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力量曾被一再证明。
中国人的自信，就在他敢于吸取一切异己的力量，然后再使之同化于己。
是走出黄河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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