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及其联想
王屏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看罢《河殇》，你或许想仰天一长啸，你或许只是深深地埋下头。当然，你也或许会埋怨解说词太多太满，因与画面有机结合得不够而不耐烦。
而我，是被一种无比沉郁冷峻悲壮苍凉的氛围紧紧地攫住了。《河殇》，一条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夭折了。文明衰落了。这就是历史的命运。一位哲人说，相信命运的，命运推着他走；不相信命运的，命运拖着他走。
面对历史需要勇气，然而仅仅有勇气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现代思维与文化的自觉。《河殇》的镜头，从单个来看，很多是常见的。然而，这些司空见惯的、散落在几千年几万里之间的、似乎互不相关的人与事，一经重新剪辑结合，竟然迸发出了那么强烈的思想光芒与情感力量。一种超越了传统的、崭新的现代思想照亮了这一堆历史画面与历史材料，历史便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克罗齐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确是至理名言。
《河殇》具有历史哲学的气质。它对历史文化作动态的思考，充满扬弃开拓的精神。反思的主体与反思的客体的深度与广度是近百年来少见的。正因为此，它在很大程度上解破了苦恼与困惑了中国人百多年的历史之谜与现实之谜。尽管这些思索在近年的文化与文学寻根热中已不尽新鲜，尽管这些论断在理论界、文化界、学术界也还有不同看法，然而仍然无法减弱它通过电视这一现代手段所获得的巨大冲击力量。思想家的思考或许是第一次这样广泛地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这是一次电视观念突破的结果，更是一次思想突破成果的普及。
《河殇》是对华夏文明因袭给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重负的理性控诉。在这深沉的咏叹中，升腾起一个警策亿万人的主旋律：中国人再也不能失去赶上世界前进大潮的机会了！
改革开放正是创建一个新文明的必由之路。也许现在谁也不会不赞成改革开放了，然而我们在观念上、在思想方法上、乃至在心理的深层结构上，沿袭的思维惯性是相当顽固的。
比如利用外资，很多人缺乏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互惠互利的观念。我们一方面高度防备“肥水不落外人田”，一方面则竞相抛出各种优惠办法，仿佛越优惠越能吸引外资。一个极端与另一个极端，在思维的深层恰是同构的。
再比如知识分子问题。尽管一再呼吁，尽管也好象一再地被重视，然而，继一曲《神圣忧思录》以来，教师们的地位待遇未见好转；今年第5期《文汇月刊》刊发的《红色十字架》，告诉你曾经是神圣的白衣天使们的生活困境；《当代》第3期也推出了报告文学《国殇》写的又是知识分子，而且专写中年知识分子。用不着我介绍了，标题本身不就透出一股浓重的忧思么！
《河殇》促动我们思考的，当然远不止这些。既然我们已经有了民族的觉醒，有了文化的自觉；既然我们已经不可逆转地面对世界并正在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就不会被命运拖着走，我们就会高举民主、科学、商品经济的大旗，我们就有希望。
（《国际商报》1988年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