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论》：《河殇》触到了我的伤心处

邓伟志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河殇》笔谈录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看《河殇》时，弹出了眼泪。

这不是什么故事片，怎会如此激动？原因是第三集中有关知识分子的几句议论，触到了我伤心处。我看到张衡墓时，想到我今天的“巢”。张衡因其官小，墓的规格不高。我虽不是当代张衡，可也是四所大学的教授，可也同巴金、谢晋等一起被评选为上海市十大文化新闻人物，只是因为我的官小，至今全家都挤在一间“巢”里。最近有两报一刊约我写“书斋”杂感，我无法动笔。我哪里有书斋？我有的是书“灾”——有书无处放。我宁可死后不留“墓”，也希望活着时有个“斋”。一个没书斋的小书生，看到死后没有墓的老书生，怎能不流泪呢？

《河殇》第三集触到的我的又一伤心处是，解说词中的有些观点同我三、四年前发表的《淡化当官心理》，十分相似。可我的文章发表以后，一直在受批评。不是怕受批评，而是觉得有些批评者，尤其是口头批评者，很可能压根就没看过我的文章，或者没看懂我的文章，可说是在瞎批。“万里他乡遇故知”，如今在荧屏上遇到了知音，我怎能不激动呢？

按马列观点，考察一个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看它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如何。科学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最先、最多的同现代化生产相联的阶层，是先进生产力的载体。不把知识分子放在应有地位，现代化如何实现？当然，有些人看《河殇》时不舒服，那是可以理解的。讨所有人喜欢的影片是没有的。我想讲一句：看电视时不舒服是没多大关系的。不要以为荧光屏上的知识分子舒服，就以为知识分子真的舒服了。关上电视机以后，本来舒服的仍然舒服，本来不舒服的仍然不舒服。不要过高估计电视的舆论监督作用，刁之要过高估计文化手段的文化功能。在官本位残余不残的情况下，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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