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系列片《河殇》构想浅谈
苏晓康
《河殇论》——《河殇》编导谈
黄河这个题目，是一个涉及东西一万里、上下四千年、两岸亿万人的大题目。黄河同中华民族的起源、历史、文化、发展及东亚文明乃至整个世界文明，都有极为深厚的联系。我们认为，把黄河搬上电视屏幕，同长江、运河或其它题材不同，它所特有的沉重而丰富的内涵，决非丝绸之路和长江可以比拟。如果按照老思路、老手法、老样式来反映黄河，恐怕只能一般地表现它的风光，无法掘出它的巨大内涵和沉重分量。再则，在日前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推出黄河，就必须赋予这个题目以鲜明、强烈的时代特点，在改革的大题目下来做黄河的文章，使这一电视片的播出，成为一次对民族历史、文明、命运的全面思考。唯此，才能与黄河的分量相称，与时代的要求吻合。
基于这种考虑，同时也是为了同前面已经播出的《黄河》三十集在角度和内容上区别开来，我们设想尝试一种从文化哲学意识上去把握黄河的电视政论片。根据以往电视片的成功经验，我们感到这种片子在样式上的设计，必须实现以下几方面的探索:
第一，打破旅游风光片按空间位置移动、特别是河流片从源头顺流而下的旧式构思，尝试从黄河的丰富内涵中归纳出几个重大命题，以专题的形式构筑框架。几个命题都是从黄河阐发出来并在当今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思考的兴奋点，而且全片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这样，既可以避免沿河东说一句、西说一段的散乱形式，也避免把黄河切得太碎，想说的问题一个也说不深、说不透。
第二，抛开了古板的时空框架，按照专题思考的逻辑线索来设计每一集的内容，画面成为思想的再现和表达，而不再是过去那种用解说词图解画面的被动形式，有助于充分展示和发掘黄河的深厚内涵。在手法上，也就可以打破河流（空间）和历史（时间）的束缚，自由地从大河上下、古往今来中大跨度、大跳跃地撷取镜头、进行多层面、多视角、多方位的剪辑，这就能够把思想的语言转换成屏慕语言，给观众以生动、形象、丰富和具有启迪性的艺术感受。
第三，打破风光旅游题材中长期贯彻的国土崇拜、历史崇拜、祖先崇拜的老观念、老模式，尝试从反思的角度来表现中华民族古老的黄河文明及其在当代的命运，设想把各种理论、思考的信息大剂量地引入电视屏幕，赋予该片以鲜明、丰富、浓烈的文化哲学意识，使之能够向人们提出各种思考，获得一种同社会和观众产生双向交流的对话效果，以期《河殇》播出后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种设计，就使电视片以往最重要的元素—画面、音乐、语言等等，退居次要地位，而把思想这个元素放到第一位来了。因此，《河殇》从一开始就特意选择了几位在学术上较有造诣的中青年学者担任撰稿人，并在设计上专门辟出一个“演播室”单元，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电视屏慕前来简要地阐述他们的观点。可以说，这是电视界与思想界的一次合作，是中国当代思想界精英通过电视这个媒介传播理论信息的一次尝试。也只有黄河这个巨大的题材，才可能提供这种合作的契机。
思想界的参与，极大地提高了电视的档次，使我们在专题的设计上获得了一种理论上的高屋建瓴。例如第五集《忧患》，从黄河的角度去说，只能表现一个水患灾害的问题；但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这种周期性洪水泛滥恰好同中国社会的周期性震荡极为相似。两个毫不相干的现象在这里得以交叉表现，互为衬托，意外地获得了一种强烈的艺术效果。
六集电视系列片《河殇》，每一集都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理论课题，如果让专家学者们去撰写著作，每个问题都可写出一个大部头。电视片无法进行详尽而繁琐的论证，电视片还必须克服理论的枯燥和冗长。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办法，是尽可能在每一集里抓住一个最有代表性又最具形象性的象征物，来展开论述。比如，第一集《寻梦》选取“龙”这个华夏民族的现代图腾，去剖析一个大河流域民族的古老文化心态；第二集《命运》则紧紧扣住“长城”这个积淀着一种内向防范型文明的深厚思想沉渣的事物，揭示这个大陆民族无可选择的历史命运和必须超越土地限制的历史前途；第三集《灵光》也是通过一种仿佛虚无飘渺的不可捉摸的文明之光，阐明只有对外开放，吸取外来文化的滋补，一个民族才能不断激发创造才能。这样，电视的形象化的长处就得到发挥。
黄河虽然是一个再古老不过的话题，但“话说黄河”必须贴近今天的时代，必须面对今天的困惑、矛盾和难题，必须紧扣人民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或许在尝试一种极容易产生枯燥感和说教式的电视政论片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寻找“激活点”。而任何其它方式，都不会比你直率地触及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更具有这种“激活”的作用。因此，我们在谈论着那些最古老也是最费解的话题时，也大量引入了郑些众人皆知、议论纷纷、新近发生、影响较大的事件或社会敏感问题，如江河漂流、龙神崇拜、知识分子处境、物价和市场、学潮和民主化以及“文化热”等等。从根本上说，这些最现实的问题恰恰都可以从我们民族最深奥的“文化根”上找到答案。
《河殇》是沉重的。我们让电视来承担如此沉重的一次探索或许并不成功。然而，即使我们作出的种种尝试失败了，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那些沉重诘问也是必要的。纵使我们回答不了，中国也必须回答。
黄土、黄水、黄皮肤种族，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这东方古老的黄肤色，曾使西方感到恐俱（“黄祸论”）。拿破仑早就说过：不要唤醒酣睡的巨人。然而，东方醒来的时候已经输给了西方。
从蓝田人头盖骨到孔子，我们似乎还能问一句：中华民族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儒家这样的文化设计?
这种文化无疑是世界整个文明的一份丰厚遗产，它不仅产生过无数天才、英豪，而且还把黄种的中华民族孕育成整个人类最为庞大的时空实体，铸就了一种追求和谐安宁、讲究理性秩序、重视人伦传统但却封闭、保守的人类心灵结构。然而，它在今天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崩溃了。这对中华民族来说，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呢？
有人说，应该砸碎儒家学说，实行全盘西化；也有人说，中国只能“西体中用”才有出路；还有人说，必须重建儒家文明的第三繁荣期。近年来，无论是中国知识界对儒家命运的反思和文化战略问题的大讨论，还是在曲阜出现的隆重的祭孔活动，都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反省已经触及到种族文化选择这个最深刻的命题。
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就象我们不能改变黄河的颜色一样。然而，我们却必须重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将是一项极为艰巨复杂的文化——哲学的系统工程。
黄河奔腾万里，终于流入大海。
在二十世纪，在改革的大风险面前，我们将淮备怎样的勇气、胆识和反省意识呢?
这就是我们拍《河殇》的一点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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