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论》：一个反文化思潮的迹象
疏野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激情的阴影》与其说是在评论《河殇》，倒不如说是以评《河殇》为名而表达了强烈的反文化倾向。这正如它的标题所示，对当今中国思想是颇有意味的。尤其是那种情胜于理、文胜于质的风格，使人联想到若干年前流行的某类宣言文字。这是阴影式的激情。
激情和纵情使《阴影》失去了理智的控制，它象一面断了线的风筝那样不规则地颠簸在自我造境的空气中。这造境一笔勾销了中国学者的文化研究，在它谆谆诲人的鼻息中，人们才得知它仿佛闻到了什么不对头的事。
那么，究竟是什么不对头呢？原来，《阴影》认为当代中国人本来就不该研究什么文化问题，而应直接了当去抨击时政，甚至进而采取某种“行动”。否则文化学者就仿佛成了胆怯的逃兵，就成了不敢下药而只会空论染色体的庸医！
我们称此为“反文化倾向”，不仅因其寸光自诩，且因其拒绝思考、鼓吹盲动蛮干的荒谬。这荒谬竟达到了顾此失彼的地步。
首先，《阴影》对那种“以西方的文化模式为标测度中国的文化模式，以见得后者的愚昧与落后”的理解方式，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予痛斥，这可以成立。但紧接下来，它却又就地旋踵，来了一个完全的转向：“用‘文化’之类巨大概念含混的解释一切，恰如两千年前的祖先用阴阳八卦来解释万物一样的笼统——八十年代的学者竟用他们深恶痛绝的传统方法去挞伐传统文化。”且不论《阴影》对《河殇》的解释在此根本无法成立，仅就《阴影》的批判来说，它既攻击以西方为标准的作法又讥讽了中国的文化精髓，这将置自身于何地？于一片无光天色的文化阴影中吗？再试问既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如何又能同时以“两千年前的祖先用阴阳八卦式的传统方法”而行事呢？这显然不通。一个人如果奉行传统方法，那他以西方为标准就是假象；他若真以西方为标谁，就不可能以传统方法进行操作。此理至明，故《阴影》同时从这两方向讨伐《河殇》，就使白己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混乱。
《阴影》的逻辑混乱还表现为：它既然拒绝以外来文化改良传统观念，却又低毁中国文化的精髓：阴阳五行观念。此观念及其各种系统操作，原是中国传统世界观的真正灵魂。不管你怎样评价，它总不是《阴影》作者所蔑称的“笼统”。它实际上非常细腻，细腻到无法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去定性、定量；它颇为精微，精微到无法以西方的文化模式为标准去批判。“笼统”的误称表明《阴影》又在谈论自己并不领悟的对象，又把自己的主观色彩，造境意志喷射到了对象身上——阴阳五行就此被庸俗化为“阴阳八卦”。
这颇为不伦不类。八卦、阴阳本同一，它解释事物的变化而不解释事物的存在，因此需用“五行”与之相错，以便在解释万物变化的同时，也解释万物的存在。如此有条理的体系，并非简单的反文化方式可以理解，更非它能“一语定乾坤”的。
其次，《阴影》认为“文化的结果，难以用单一的、因果的方法解释”。这合乎常识。但当它进一步推论“人类迄今的认识能力，尚不足以回答诸如‘中国为何落后了’之类的疑问”时，便陷入了不可知论。这在哲理上兴许高明，但在学术上却是消极的懒汉方法，一种愚公式的自以为是。这懒汉一边说“我们并不清楚千年前的事变与我们的关联，也无法肯定今日的选择与千年后有何利害”；一边又号召“我们必须行动，以有限的判断力对我们能够看清的局部、具体的事物有所作为……”这里表现得正如《愚公移山》神话里的那个主人公。他一面拒绝对大山的来历作科学的考察或终极的追问，以便用这心智上的推卸责任，来回避自己的智力无力解答的问题。一面却只顾埋头击壤，希望以无尽重复的劳作去麻痹自己的神经，把问题推给子子孙孙。要说是“传统方法”，恐怕莫此为甚！这懒人和愚公的完美结合，正是文明衰落中的反文化现象。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荒谬主要是《阴影》作者的思想混乱、激情荡漾所致，而并不直接说明他对《河殇》的批评就不对。但我们是否想过——你从何希望连基本概念、一般常识都不愿搞懂的“闻字者”（这是“新闻鼻子”的功能误用），能对一个把握不住的对象做出领悟？
《阴影》大力讨伐当代学者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这或不失为一种立场，尽管它荒谬。但当它断言文化学研究只不过是“中国国情迫使知识分子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去安全地鞭挞祖宗”时，人们则不禁纳闷：难道《阴影》的作者真心认定文化学的发展竟是如此简单的一幕骗局吗？难道《阴影》的作者一定要用这一激将法迫使学者们直赴险滩？这里包有对学术进行政治化的企图。也许不能说这企图不好。但我们要说，这倾向混同了学术与政治，势将引导学术献身于险滩的喧嚣，从而陷入反文化的阴影笼罩？
很显然，《阴影》的思绪只是飘荡在自我造境的空气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造境近乎“有我之境”，写境近乎“无我之境”。而“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这种使“物皆著我之色彩”的手法，就是自我造境。它把“我之色彩”强行涂抹在对象上，这种混合物仅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呢，还是对那客体的描述？恐怕是前者居多。《阴影》对《河殇》的讨伐。《阴影》以己之色彩著在《河殇》之上进而肢解了《河殇》，即属造境的产物。
《河殇》不可能完美无缺，但我们总不会因为一块石头落入水中激起了千层浪花而去责怪这石头打破了我们的心情宁静、搅乱了我们业已固结的视线。而荒诞理想的含金量比不上一块普通的石头，却是显而易见的。
《阴影》引起一些社会反响，表明视文化研究为“高级牢骚”的反文化思潮在当代社会中还颇有市场。看一看“全民经商”的社会风尚吧！想一想“著书只为稻粱谋”的八股传统吧！评论家的心思，何时方能摆脱头疼医头、脚歪医脚的局部务俗与具体盲动，而能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省视自己和时代？
《河殇论》：《激情的阴影》与“阴影”的激情
《河殇论》：《激情的阴影》与“阴影”的激情
谢选骏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早就听说《中国青年报》的编辑在组织这篇评论《河殇》的文章：《激情的阴影》（见1988年7月10日《中国青年报》，以下简称《阴影》）。且听说作者还闯荡过东洋。虽说东洋并非现代文明的正宗（相对于欧美），但毕竟属于学得快的那一类，因此，也就怀着颇高的期许，等待这篇文章的面世。不料阅读所获者，竟是一大片失望。人们本来期待严肃的对话，但等到的却是一篇嘲弄读者的潇洒文字。这可能绝不是个技术问题。你可以在东洋学得西方的技术，但却难把握其观念的精髓；你对“文人的苦痛”持有批判的意志，但你的批判却无力驾驭基本的常识。
《阴影》的作者似乎关心细节的推敲，但《阴影》的“细节”却又是不堪推敲的。
首先，《阴影》说《河殇》斥长城为“帝王愚痴的蠢动”，显然是未能读通其解说词。很简单，长城具有这样一种命运:建立——破坏，再建立——再破坏，直到变成“旅游点”。显然，这不可能出自帝王个人的蠢动，而是整个民族的选择；否则，它又怎能一再重建？这重建是基于一种确确实实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模式。
再者，长城之所以如《阴影》所言“从未挡住胡人南下和中原人北上”，则并非始作俑者的初衷，而是表明任何铜墙铁壁都不可能万世一系的阻隔文明的冲动。因此，这恰恰证明了长城的失败与无效。
在中西文化的流行性比较中，常以中国秦朝到清朝的一统天下老比较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然后引申出种种结论。《阴影》虽不齿当代的文化研究，却还是紧跟着潮流发议论：“说到城廓，东西方并无质的区别，欧洲的历史上，公国的城廓亦非稀罕之物，且只比长城更小，更封闭，为何没能造就出同样的国策民心？”其实，城廓和长城虽在建材的“质”上都属砖、土、石之类，但在文化的“质”上，一西一东却迥然不类：中国长城是防御异样生活方式自由交流的条状壁垒，欧洲城廓则是文化圈内划分政治势力范围的环形构筑，岂可同日而语？可与中国长城相比的，只是罗马帝国修筑的条状壁垒：不列颠长城——莱茵河、多瑙河及此两河间的封锁防线——黑海——帕提亚边境长城。罗马帝国这绵延万里的水陆长城，恰恰造成了类似中国的国策民心！所以罗马帝国与秦汉晋帝国同期衰亡，而拜占庭的专制腐败也举世闻名。这只要读一下史书就豁然开朗了。
《阴影》的无类比附，是出于对两个社会命运的茫然无知。从而，混淆了中国长城时代（秦至清的两千年）的大一统聚合与欧洲封建小邦的裂地割据。考察罗马的长城，自然会发现它是在衰世出现的，其动机也恰如中国的长城那样，是阻隔不同文化的交往，特别是阻隔不受专制政府绝对控制的那种交流。但如中国的长城一样，罗马的长城也未能充分实现这一期待。相反，欧洲中世纪的城廓领地上却发展为商业的城廓，成了新文明的园圃；为近代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星罗棋布的温床。文明生长中的城廓与文明凝固下的长城，岂能同日而语？更何况，中世纪欧洲教会的世界主义精神，还强有力沟通着封建领地间的生活。
《阴影》的作者不仅对这些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关联茫然无知，且对近代文明的基本动力也作了完全错误的描述。
他反对"狭隘的文化观"，不主张把任何一种文化模式作为标准的或常规的尺度，去衡量其他文化模式，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他所奉行的批判准则却完全依循着欧洲中心论，结果成了一种披着“理性和科学的思考”之铠甲的“肺病者的隐喻”。这隐喻违背现代遗传学的常识而断言人的疾病与其染色体无关，以此说明一个民族的现实处境与其文化选择无关。这不乏实用主义的倾向。它认为，对“既成事实”、“无从改变”的现状，人们在逆来顺受之余，还得放弃反思与批判。否则就是“沉溺于情绪的冲动”，就成了“年轻文人的固有缺陷”！这难道就是那“审慎的科学思考”？
照此“思考”推断下去，其结果就得出这样缺乏常识的欧洲中心论：作为欧洲征服对象的世界其他文明，只不过是些“尚在茹毛饮血或群居渔猎的土著人”，而欧洲人和这些劣等种族的交往的第一动机也并不再是利润与贸易，而成了对其人体的“掠取与驯化，甚至是杀戮”。《阴影》断言“蔚蓝色的背后极少有我们今日向往的商品贸易，更多的是血与火”——这虽充满了“反帝的热情”，却未免忽视了西方文明得以扩展全球的机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血与火不过是蔚蓝色扩张的表面现象；而地理大发现的动力也并不在于“洋人远涉重洋的猎取”土地，而在于争夺东方香料的贸易通道！仅凭暴力征服是创造不了新文明的，否则，现代文明就该由成吉思汗们来奠基了。甚至美洲的奴隶庄园，也不基于“对土地的渴望”式的自然经济；而是一个个以农产品作为商品的大批量生产的基地罢了。这种模式正是近代农业革命的前提，它又岂能和“华人终老黄土的痴恋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相提并论！那绵延几百年的三角贸易机制，即“欧洲的工业品——非洲的黑奴隶——美洲的农产品——再转换为欧洲的工业品”，比之表面的血与火，远为有力地形成了现代文明的格局。
欧洲人的海外扩张，其契机原在打通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帝国（1453年）之后而断绝了的西欧商路，这商路自从十字军东征以来就一直是对西欧人开放的。只是在寻求绕过奥斯曼帝国这一钢铁壁垒的海外航线时，欧洲的冒险家们才逐步认识到了那些被东方的专制制度所驯化了的人民，是何等的软弱可欺，于是，他们才越来越猖獗地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来。只是在早期征服者如哥伦布和达·伽马那里，他们的掠夺活动还是受到封建王权与教会组织的一些制约的。由此可见，“驯化”了东方民族的，并非欧洲的冒险家，而是原先统治这些民族的专制暴君，正是他们弱化了民智与民力，壅塞了人心与人性，故使欧洲人在寻求贸易航路的过程中得以遂其征服者的野心。
比较一下北美洲那些未受专制统治的印第安人和墨西哥、印加等地己受专制统治的印第安人，就知道前者对欧洲人的抵抗远比后者更持久，原因就在他们更自由、更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同样，在中国帮助满清专制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常胜军”首领戈登，在苏丹镇压人民起义时，却命丧刀枪。戈登的命运表明，苏丹原始部落民比专制统治造成的“东亚病夫”具有更大的反抗力。中国之衰，非战之罪也。罪在专制政治的愚民弱民。
《阴影》以众多的知识错误为前提，其结论当然是无从牢靠的。这提示我们，当代中国多么需要在历史教学方面进行开放与改革！人们确实需要重新认识历史，以便清理“帮学历史观”的沉重遗产。苏联最近决定暂停历史课的考试，正可谓显示了改革意识的相对深度。因为以往的历史图画是被扭曲了的、失真的，把这些错误当作论据去影响我们的舆论，将有太深的危害！
现代人是崇尚科学的无神论者，但是，几千年以来的宗教习惯却逼使某些不彻底的无神论者走上了一种非宗教的宗教之路：以错误的推断代替平实的知识，对“历史”进行偶像化了的膜拜。这偶像，就是《阴影》所崇拜的那种“难以解释”也“无从改变”的“自然的结果”。它要人们摒弃希望。
这种非宗教的“历史教”，是一种宿命论的变种，它挟带的巨大阴影迄今不散。如古今儒士们尽管内部学派林立、众说分歧，但作为“历史教”的信徒却不约而同。古代的民族英雄和文化精英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中就充分地表达过对历史教的此种认同。《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之所以成为千古的绝唱、人生的榜样，就恰恰在于这个人的表态与民族文化中对历史教的认同十分默契了。历史教把“照汗青”作为一种终极的理想，这比之家族主义的“荣宗耀祖”和个人主义的“衣锦还乡”，当然具有远为崇高的价值。但是，仅仅着眼于历史的名声，对老祖宗进行一厢情愿的理想化；是否就是一种完满的人生态度呢？其实，这不过是不承认危机的危机感爆炸罢了。这爆炸声贯穿着“天凉好个秋”的末世之音。
既然《阴影》立于如此的知识状态和如此局促的理解能力上，那它据以立论的力量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激情。是酷爱稳妥的激情；宁愿牺牲探索的智慧也要保住心安理得的清福。这是一种既不愿见舆薪又不能察秋毫的鸵鸟风度。作为一部电视片，《河殇》也许免不了要以诗化的风格去诉说思想；但任何一篇严肃的评论，若以激情为向导，恐终难觅得山中的捷径。
（1988年7月15日，文化艺术出版社：《河殇论》）
谢选骏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早就听说《中国青年报》的编辑在组织这篇评论《河殇》的文章：《激情的阴影》（见1988年7月10日《中国青年报》，以下简称《阴影》）。且听说作者还闯荡过东洋。虽说东洋并非现代文明的正宗（相对于欧美），但毕竟属于学得快的那一类，因此，也就怀着颇高的期许，等待这篇文章的面世。不料阅读所获者，竟是一大片失望。人们本来期待严肃的对话，但等到的却是一篇嘲弄读者的潇洒文字。这可能绝不是个技术问题。你可以在东洋学得西方的技术，但却难把握其观念的精髓；你对“文人的苦痛”持有批判的意志，但你的批判却无力驾驭基本的常识。
《阴影》的作者似乎关心细节的推敲，但《阴影》的“细节”却又是不堪推敲的。
首先，《阴影》说《河殇》斥长城为“帝王愚痴的蠢动”，显然是未能读通其解说词。很简单，长城具有这样一种命运:建立——破坏，再建立——再破坏，直到变成“旅游点”。显然，这不可能出自帝王个人的蠢动，而是整个民族的选择；否则，它又怎能一再重建？这重建是基于一种确确实实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模式。
再者，长城之所以如《阴影》所言“从未挡住胡人南下和中原人北上”，则并非始作俑者的初衷，而是表明任何铜墙铁壁都不可能万世一系的阻隔文明的冲动。因此，这恰恰证明了长城的失败与无效。
在中西文化的流行性比较中，常以中国秦朝到清朝的一统天下老比较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然后引申出种种结论。《阴影》虽不齿当代的文化研究，却还是紧跟着潮流发议论：“说到城廓，东西方并无质的区别，欧洲的历史上，公国的城廓亦非稀罕之物，且只比长城更小，更封闭，为何没能造就出同样的国策民心？”其实，城廓和长城虽在建材的“质”上都属砖、土、石之类，但在文化的“质”上，一西一东却迥然不类：中国长城是防御异样生活方式自由交流的条状壁垒，欧洲城廓则是文化圈内划分政治势力范围的环形构筑，岂可同日而语？可与中国长城相比的，只是罗马帝国修筑的条状壁垒：不列颠长城——莱茵河、多瑙河及此两河间的封锁防线——黑海——帕提亚边境长城。罗马帝国这绵延万里的水陆长城，恰恰造成了类似中国的国策民心！所以罗马帝国与秦汉晋帝国同期衰亡，而拜占庭的专制腐败也举世闻名。这只要读一下史书就豁然开朗了。
《阴影》的无类比附，是出于对两个社会命运的茫然无知。从而，混淆了中国长城时代（秦至清的两千年）的大一统聚合与欧洲封建小邦的裂地割据。考察罗马的长城，自然会发现它是在衰世出现的，其动机也恰如中国的长城那样，是阻隔不同文化的交往，特别是阻隔不受专制政府绝对控制的那种交流。但如中国的长城一样，罗马的长城也未能充分实现这一期待。相反，欧洲中世纪的城廓领地上却发展为商业的城廓，成了新文明的园圃；为近代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星罗棋布的温床。文明生长中的城廓与文明凝固下的长城，岂能同日而语？更何况，中世纪欧洲教会的世界主义精神，还强有力沟通着封建领地间的生活。
《阴影》的作者不仅对这些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关联茫然无知，且对近代文明的基本动力也作了完全错误的描述。
他反对"狭隘的文化观"，不主张把任何一种文化模式作为标准的或常规的尺度，去衡量其他文化模式，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他所奉行的批判准则却完全依循着欧洲中心论，结果成了一种披着“理性和科学的思考”之铠甲的“肺病者的隐喻”。这隐喻违背现代遗传学的常识而断言人的疾病与其染色体无关，以此说明一个民族的现实处境与其文化选择无关。这不乏实用主义的倾向。它认为，对“既成事实”、“无从改变”的现状，人们在逆来顺受之余，还得放弃反思与批判。否则就是“沉溺于情绪的冲动”，就成了“年轻文人的固有缺陷”！这难道就是那“审慎的科学思考”？
照此“思考”推断下去，其结果就得出这样缺乏常识的欧洲中心论：作为欧洲征服对象的世界其他文明，只不过是些“尚在茹毛饮血或群居渔猎的土著人”，而欧洲人和这些劣等种族的交往的第一动机也并不再是利润与贸易，而成了对其人体的“掠取与驯化，甚至是杀戮”。《阴影》断言“蔚蓝色的背后极少有我们今日向往的商品贸易，更多的是血与火”——这虽充满了“反帝的热情”，却未免忽视了西方文明得以扩展全球的机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血与火不过是蔚蓝色扩张的表面现象；而地理大发现的动力也并不在于“洋人远涉重洋的猎取”土地，而在于争夺东方香料的贸易通道！仅凭暴力征服是创造不了新文明的，否则，现代文明就该由成吉思汗们来奠基了。甚至美洲的奴隶庄园，也不基于“对土地的渴望”式的自然经济；而是一个个以农产品作为商品的大批量生产的基地罢了。这种模式正是近代农业革命的前提，它又岂能和“华人终老黄土的痴恋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相提并论！那绵延几百年的三角贸易机制，即“欧洲的工业品——非洲的黑奴隶——美洲的农产品——再转换为欧洲的工业品”，比之表面的血与火，远为有力地形成了现代文明的格局。
欧洲人的海外扩张，其契机原在打通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帝国（1453年）之后而断绝了的西欧商路，这商路自从十字军东征以来就一直是对西欧人开放的。只是在寻求绕过奥斯曼帝国这一钢铁壁垒的海外航线时，欧洲的冒险家们才逐步认识到了那些被东方的专制制度所驯化了的人民，是何等的软弱可欺，于是，他们才越来越猖獗地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来。只是在早期征服者如哥伦布和达·伽马那里，他们的掠夺活动还是受到封建王权与教会组织的一些制约的。由此可见，“驯化”了东方民族的，并非欧洲的冒险家，而是原先统治这些民族的专制暴君，正是他们弱化了民智与民力，壅塞了人心与人性，故使欧洲人在寻求贸易航路的过程中得以遂其征服者的野心。
比较一下北美洲那些未受专制统治的印第安人和墨西哥、印加等地己受专制统治的印第安人，就知道前者对欧洲人的抵抗远比后者更持久，原因就在他们更自由、更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同样，在中国帮助满清专制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常胜军”首领戈登，在苏丹镇压人民起义时，却命丧刀枪。戈登的命运表明，苏丹原始部落民比专制统治造成的“东亚病夫”具有更大的反抗力。中国之衰，非战之罪也。罪在专制政治的愚民弱民。
《阴影》以众多的知识错误为前提，其结论当然是无从牢靠的。这提示我们，当代中国多么需要在历史教学方面进行开放与改革！人们确实需要重新认识历史，以便清理“帮学历史观”的沉重遗产。苏联最近决定暂停历史课的考试，正可谓显示了改革意识的相对深度。因为以往的历史图画是被扭曲了的、失真的，把这些错误当作论据去影响我们的舆论，将有太深的危害！
现代人是崇尚科学的无神论者，但是，几千年以来的宗教习惯却逼使某些不彻底的无神论者走上了一种非宗教的宗教之路：以错误的推断代替平实的知识，对“历史”进行偶像化了的膜拜。这偶像，就是《阴影》所崇拜的那种“难以解释”也“无从改变”的“自然的结果”。它要人们摒弃希望。
这种非宗教的“历史教”，是一种宿命论的变种，它挟带的巨大阴影迄今不散。如古今儒士们尽管内部学派林立、众说分歧，但作为“历史教”的信徒却不约而同。古代的民族英雄和文化精英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中就充分地表达过对历史教的此种认同。《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之所以成为千古的绝唱、人生的榜样，就恰恰在于这个人的表态与民族文化中对历史教的认同十分默契了。历史教把“照汗青”作为一种终极的理想，这比之家族主义的“荣宗耀祖”和个人主义的“衣锦还乡”，当然具有远为崇高的价值。但是，仅仅着眼于历史的名声，对老祖宗进行一厢情愿的理想化；是否就是一种完满的人生态度呢？其实，这不过是不承认危机的危机感爆炸罢了。这爆炸声贯穿着“天凉好个秋”的末世之音。
既然《阴影》立于如此的知识状态和如此局促的理解能力上，那它据以立论的力量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激情。是酷爱稳妥的激情；宁愿牺牲探索的智慧也要保住心安理得的清福。这是一种既不愿见舆薪又不能察秋毫的鸵鸟风度。作为一部电视片，《河殇》也许免不了要以诗化的风格去诉说思想；但任何一篇严肃的评论，若以激情为向导，恐终难觅得山中的捷径。
（1988年7月15日，文化艺术出版社：《河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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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殇论》：激情的阴影
《河殇论》：激情的阴影
——评电视系列片《河殇》
王晓东 秋田草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文人的苦痛，多在世间变革时，为天下民生未来大计而发的苦痛，又多有着奔涌如潮的激情，闪着耀眼的光芒。电视片《河殇》便是如此。那种危亡在即的万般惊恐与焦虑，那种回首往事悔恨交集的嗟伤，化作一声紧似一声的呼号，催人警醒。这些年轻的文人，这群负重的灵魂，真是放声歌唱于世纪将尽的荆棘鸟呵！
然而，激情终究是激情。它的脆弱，并不在于短暂，而在于某种固有的缺陷，使之难以完成理性和科学的思考。
《河殇》对长城的议论，足以击毁延续多年的盲目崇拜，使长城从华夏精神之象征惨跌成帝王愚痴的蠢动。这或许是思想的进步。当作者对长城进行再解释时，却出现了某种失误。
他将中国某些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民众封闭保守的心态与长城作了紧密联系，并断言，这一建筑活动的本身和这座建筑窒息了国人贸易交流的能力，使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融会遭到阻隔。
这显然与史实不符。自长城挺立之日始，千余年间，从未挡住胡人南下和中原人北上，甚至某些巨大的王朝都是城北的民族建立的。此其一：说到城廓，东西方并无质的区别，欧洲的历史上，公国的城廓亦今稀罕之物，且只比长城更小，更封闭，为何没能造就出同样的国策民心？此其二。
可见，文化的结果，难以用单一的、因果的方法解释。尤其如此具体的联系。更不好匆匆定论。
《河殇》中有种普遍倾向：即以西方的文化模式为标，测度中国的文化模式。以见得后者的愚昧与落后。这样的选择，自是鉴于今日西方的强盛与中国的贫弱，且听上去总是言之凿凿、句句中的。
这实在是一种狭隘的文化观。历史的发展、文化的演变，并非为某种形而上力叠所预定，而更近乎白然的结果，既如此，谁又能确定哪一种文化模式是标淮的？常规的？以西方为本斥责东方并不比以往以东方为本批判西方更聪明。对某种文化模式的批判力大多源于该模式自身的疾病。
再者，泛泛的对比在获得生动效果的同时产生了逻辑的荒谬：中国之所以没象西方那样正是因为它和西方不一样……这已经进入了循环论证的圈套，成了无意义的同义语的反复。
诗化的风格既是《河殇》的重大特点亦是其致命伤。在《蔚蓝色》一集中，作者嘲笑中国农民对黄土大地的痴痴恋情而推崇洋人勇于纵身于碧波万顷之中的胆识。其中的诗意力量不必多说，只是经不起微微的推敲。
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或是西方列强对海外属地的瓜分。其意无不在于土地和土地中的资源、土地上的劳力，设想：文明的西方人对那些尚在茹毛饮血或群居渔猎的土著人有何贸易可作？有的，无非是掠取与驯化，甚至是杀戮。蔚蓝色的背后极少有我们今日向往的商品贸易，更多的是血与火。比较一下，一面是华人终老黄土的痴恋，一面是洋人远涉重洋的掠取，对土地的渴望，孰更甚？
至于说到华人宁死不移的固守和洋人不惜性命的进取，又是另一层的问题了。以黄色象征农业文明和以蔚蓝色象征商业文明的方式并不能对此类问题作充分的解释。诗化的方式充其量可表达情绪，并不表达洞见。
飞扬的文采掩盖了解释方法的缺陷，鼓荡的激情模糊了探究的视线。这是电视片《河殇》的软处，同时还暗含着更为深长的意味。
前文的揭示，绝非在为传统文化辩护，亦非说明只须增加历史知识便可得到周全。问题的本质在于：人类迄今的认识能力尚不足以回答诸如“中国为何落后了”之类的疑问，因为黄河？龙？或长城？对土地的挚爱？还是东西方文化精神的差异？人们会就此永远争论下去，并会提出种种解释。这本身多少总有警醒世人、启发思维的功效。但我们往往忘记了它们仅仅是些猜测而已。从前文的揭示中可以看出它们井不比以往的猜测更完善，但我们仍偏爱它们。我们偏爱某类猜测往往受情绪的支配，只不过是我们生活经历与心境的反照，一旦时过境迁，我们又会偏爱另一种的。
当今的中国知识界，有着一批学者热衷文化学，并企图从中寻得致使中国落后的原因。《河殇》即是这些研究成果的普及。这是中国国情所致，迫使知识分子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去安全地鞭笞祖宗。学术环境的不自然引出了新的荒谬；由于缺乏对现实的细致考察，而用“文化”之类巨大概念含混地解释一切，恰如两千年前的祖先用阴阳八卦来解释万物一样的笼统——八十年代的学者竞在用他们深恶痛绝的传统方法去挞伐传统文化。这种荒谬同时又使人有一种悲哀：一群医生围绕着一位患肺病的人议论纷纷，争论他的祖先的染色体是否有缺陷。为维护他的心理平衡而不指出其生活习惯中的不洁，也不开出抗生素抑制病势……即便病人的祖宗的染色体的确不良，那已是既成事实，无从改变。而我们却对那些急需改变的现状手足无措，仍旧沉溺于用情绪的冲动、文学的想象、艺术的灵感来代替审慎的科学思考。我们的社会也分不清外表的深奥与实质的充实，大抵只能为一些新颖雄辩的哲理词句而喝彩。这样的经历，这经历带给中华民族的迷失与灾难，还没有受够吗？
我们不想否定《河殇》的进步意义，只是希望强烈的变革愿望能与审慎的科学态度相伴，否则，它将会演变为一种高级牢骚，骂骂祖宗、发发叹息，如此而己。在现实的冲突面前，我们无需担扰祖宗的染色体，无需用反传统与继承传统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推，我们并不清楚千年前的事变与今日的关联，也无法肯定今日的选择于千年后有何利害。但我们必须行动，以有限的判断力对我们能够看清的局部、具体的事物有所作为，中国的新文化即在此间自然地生长着。
（《中国青年报》1988年7月10日）
——评电视系列片《河殇》
王晓东 秋田草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文人的苦痛，多在世间变革时，为天下民生未来大计而发的苦痛，又多有着奔涌如潮的激情，闪着耀眼的光芒。电视片《河殇》便是如此。那种危亡在即的万般惊恐与焦虑，那种回首往事悔恨交集的嗟伤，化作一声紧似一声的呼号，催人警醒。这些年轻的文人，这群负重的灵魂，真是放声歌唱于世纪将尽的荆棘鸟呵！
然而，激情终究是激情。它的脆弱，并不在于短暂，而在于某种固有的缺陷，使之难以完成理性和科学的思考。
《河殇》对长城的议论，足以击毁延续多年的盲目崇拜，使长城从华夏精神之象征惨跌成帝王愚痴的蠢动。这或许是思想的进步。当作者对长城进行再解释时，却出现了某种失误。
他将中国某些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民众封闭保守的心态与长城作了紧密联系，并断言，这一建筑活动的本身和这座建筑窒息了国人贸易交流的能力，使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融会遭到阻隔。
这显然与史实不符。自长城挺立之日始，千余年间，从未挡住胡人南下和中原人北上，甚至某些巨大的王朝都是城北的民族建立的。此其一：说到城廓，东西方并无质的区别，欧洲的历史上，公国的城廓亦今稀罕之物，且只比长城更小，更封闭，为何没能造就出同样的国策民心？此其二。
可见，文化的结果，难以用单一的、因果的方法解释。尤其如此具体的联系。更不好匆匆定论。
《河殇》中有种普遍倾向：即以西方的文化模式为标，测度中国的文化模式。以见得后者的愚昧与落后。这样的选择，自是鉴于今日西方的强盛与中国的贫弱，且听上去总是言之凿凿、句句中的。
这实在是一种狭隘的文化观。历史的发展、文化的演变，并非为某种形而上力叠所预定，而更近乎白然的结果，既如此，谁又能确定哪一种文化模式是标淮的？常规的？以西方为本斥责东方并不比以往以东方为本批判西方更聪明。对某种文化模式的批判力大多源于该模式自身的疾病。
再者，泛泛的对比在获得生动效果的同时产生了逻辑的荒谬：中国之所以没象西方那样正是因为它和西方不一样……这已经进入了循环论证的圈套，成了无意义的同义语的反复。
诗化的风格既是《河殇》的重大特点亦是其致命伤。在《蔚蓝色》一集中，作者嘲笑中国农民对黄土大地的痴痴恋情而推崇洋人勇于纵身于碧波万顷之中的胆识。其中的诗意力量不必多说，只是经不起微微的推敲。
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或是西方列强对海外属地的瓜分。其意无不在于土地和土地中的资源、土地上的劳力，设想：文明的西方人对那些尚在茹毛饮血或群居渔猎的土著人有何贸易可作？有的，无非是掠取与驯化，甚至是杀戮。蔚蓝色的背后极少有我们今日向往的商品贸易，更多的是血与火。比较一下，一面是华人终老黄土的痴恋，一面是洋人远涉重洋的掠取，对土地的渴望，孰更甚？
至于说到华人宁死不移的固守和洋人不惜性命的进取，又是另一层的问题了。以黄色象征农业文明和以蔚蓝色象征商业文明的方式并不能对此类问题作充分的解释。诗化的方式充其量可表达情绪，并不表达洞见。
飞扬的文采掩盖了解释方法的缺陷，鼓荡的激情模糊了探究的视线。这是电视片《河殇》的软处，同时还暗含着更为深长的意味。
前文的揭示，绝非在为传统文化辩护，亦非说明只须增加历史知识便可得到周全。问题的本质在于：人类迄今的认识能力尚不足以回答诸如“中国为何落后了”之类的疑问，因为黄河？龙？或长城？对土地的挚爱？还是东西方文化精神的差异？人们会就此永远争论下去，并会提出种种解释。这本身多少总有警醒世人、启发思维的功效。但我们往往忘记了它们仅仅是些猜测而已。从前文的揭示中可以看出它们井不比以往的猜测更完善，但我们仍偏爱它们。我们偏爱某类猜测往往受情绪的支配，只不过是我们生活经历与心境的反照，一旦时过境迁，我们又会偏爱另一种的。
当今的中国知识界，有着一批学者热衷文化学，并企图从中寻得致使中国落后的原因。《河殇》即是这些研究成果的普及。这是中国国情所致，迫使知识分子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去安全地鞭笞祖宗。学术环境的不自然引出了新的荒谬；由于缺乏对现实的细致考察，而用“文化”之类巨大概念含混地解释一切，恰如两千年前的祖先用阴阳八卦来解释万物一样的笼统——八十年代的学者竞在用他们深恶痛绝的传统方法去挞伐传统文化。这种荒谬同时又使人有一种悲哀：一群医生围绕着一位患肺病的人议论纷纷，争论他的祖先的染色体是否有缺陷。为维护他的心理平衡而不指出其生活习惯中的不洁，也不开出抗生素抑制病势……即便病人的祖宗的染色体的确不良，那已是既成事实，无从改变。而我们却对那些急需改变的现状手足无措，仍旧沉溺于用情绪的冲动、文学的想象、艺术的灵感来代替审慎的科学思考。我们的社会也分不清外表的深奥与实质的充实，大抵只能为一些新颖雄辩的哲理词句而喝彩。这样的经历，这经历带给中华民族的迷失与灾难，还没有受够吗？
我们不想否定《河殇》的进步意义，只是希望强烈的变革愿望能与审慎的科学态度相伴，否则，它将会演变为一种高级牢骚，骂骂祖宗、发发叹息，如此而己。在现实的冲突面前，我们无需担扰祖宗的染色体，无需用反传统与继承传统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推，我们并不清楚千年前的事变与今日的关联，也无法肯定今日的选择于千年后有何利害。但我们必须行动，以有限的判断力对我们能够看清的局部、具体的事物有所作为，中国的新文化即在此间自然地生长着。
（《中国青年报》198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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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殇论》：评《河殇》的历史观念
《河殇论》：评《河殇》的历史观念
赵世瑜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电视系列片《河殇》的播出引起了轰动。它反映了近年来许多中青年史学家和文化工作者反思传统时的重要见解。它的播出也颇令一些人惶然，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利用最引人注意的大众传播媒介来为民族的象征唱挽歌，这还是第一次。这对于成千上万的熟悉《黄河大合唱》的人来说，显然是一曲逆耳的反调。
当然，为黄河所唱的这曲挽歌并非是消沉的哀乐，而是一个强刺激，以激发中国人的奋起。无论有多少人指责它几乎全部否定传统中国文化在今天的价值，它无疑有一个充满爱国热情的出发点。
为此，我理解这部电视片的基调，因而我一也理解其中反映出来的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观点。因为我知道，这是一种启蒙，这是站在现实的立场上，站在世界大舞台的中国位置上对历史的反思。
《河殇》谈的是传统，是文化，是历史。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我对它的现实意义深表赞同；但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却对它所体现的历史观难尽苟同。
我理解《河殇》所蕴含的意义。在我的理解中，中华文明或黄色文明、大陆文明与西方文明、蓝色文明或海洋文明是完全对立的两套文化系统；它们二者今天或是近三百年来的不同命运是在他们形成之初便注定了的；所以前者注定劣，后者注定优——写《河殇》，同时也就是在写《海赞》。
于是，《河殇》断言，对土地的崇拜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而这种文化是封闭的、依赖性很强的文化。尽管它曾创造出极灿烂的文明，但这种文明是“古老而孱弱的”。其古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不过是畸形的“大一统技术”，它不仅抵御不住东来的西方殖民者，而且面对多次南下的游牧民族也常常是土崩瓦解。为了证明这一判断的无误，黑格尔被抬了出来，似乎他的三种不同地理环境类型说在这里得到了验证。面对这样一种大陆文明或大河文明，我们《河殇》的作者是多么地痛心疾首呵！
但是，人类产生和生活的区域环境是无法选择的。“黄土高原”的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满的也是黄土。吃的是黄米、黄豆……”，死后都赴“黄泉”，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几乎所有西方人，甚至美国新三K党的领袖都承认，“雅利安人还没有脱离野蛮时代而中国已经建立了高度文明”。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马可·波罗时代前后的人，都在诅咒自己的先祖生于海洋，长于海洋，身上浸透了海水，吃的是海物，死后也去我波塞冬报到昵！
这里必须提及，《河殇》所谓“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强烈，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著名观点”，是一个理解上的错误。这种说法源出于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理论，大意是文明产生于一种既不甚好、也不太坏的环境。因为太好的环境对人类提不出挑战，也就引不起应战；而过坏的环境（即超过当时人类改造自然之能力的环境）挑战过于强烈，使人类无法应战.或完全被环境压垮。如果按《河殇》的理解，那么北极大概应是大类文明的最早源地了。但无论如何，黄河流域或是其它大河流域，首先成为人类成功应战的地方，而海洋的波涛汹涌却使人望而生畏，成为过于强大残酷的挑战环境。晚生的希腊文明不仅因此而晚生，而且最初是移自他方，并且在日后一再中断。这样一种海洋文明在公元1500年之前又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呢！
尽管黑格尔是位哲学家，但他在谈论平原和大海这两种对立的环境时，却似乎琢磨得不很透。他那种洋洋得意地夸奖大海的态度正体现了新兴资本主义时代的目空一切，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味道。平原在数百上千年间也许是“平凡”的，但它一直或永远都是平凡的么！大海在近四百年来是超越性的，但它是否从一开始便是超越性的！
因此，无论是黑格尔还是《河殇》的作者，他们偶尔表现出一种中层次的或中观的历史观念，他们在判断文明优劣的时候，只是截取了近四五百年的一个断面，然后以此为基点，尽力回溯造成今天这种优劣差异的源头。
当然，这样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并不错误，只是多少有些片面。在文明之初，甚至在文明的初期和中期，在世界居领先地位的只能是大陆民族，以中国为代表的陆地文明所具有的一切——包括今人指斥不已的封建专制集权、长城、龙、科举、卢舍那大佛、“四大发明”等大一统技术，都是极光辉的文化结晶。我们不能因为它们给今人带来了灾难而全部否定它们，我们也不能因为当代文明的各个方面都比古代文明强而全部肯定它们。生死荣枯，万物皆然。如果海洋文明（西方工业文明）经过数百上千年的发展而最终衰败下去，为另一种什么文明或什么“色”取代了，是不是我们或他们的后代也该指责所谓民主和自由、第三次浪潮都极为有限，甚至虚伪等等呢！
中国的老百姓说得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皇帝轮流作，明年到我家。有哪一个民族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呢。如果蔚蓝色就是西方文明象征的话，它能吗？
长城的确是华夏文明的象征。长城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也许它是封闭的象征，不过罗马帝国的君主也曾希望有这样一长串城墙.来抵御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在古代中世纪的农业社会，修筑边墙以防游牧部落的侵扰，这种心理恐怕并非仅为中国人所特有。我们怎么能因为它现在不代表强盛而否认它曾经代表强盛呢。难道西方人都承认它曾代表强盛，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让中国人永远愚昧下去吗！
“四大发明”在欧洲石破天惊，在故乡却命运不济，这实在是悲剧。对此，中国人的确应该反省。然而，它们毕竞是中世纪的科学技术。带有中世纪的局限，它们在中世纪的氛围内不可能成长为近代科学，因而它们不能在日益黑暗的封建中国开花，而只能在新因素萌发的西欧结果，这并不令人惊奇。
让我们也来拣起那个老话题：“意味着巨大财富的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出现？”我的回答是：工业文明必定在中国历史出现，而且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当西方工业文明以坚船利炮为象征，敲打着传统中国的大门时，这就成为一件无疑的事实。而且我们不能否认，在这片古老广阔的土地上，将会出现比工业文明更高级的新一代文明。至此我才明白，马可·波罗们一定也曾纳闷：意味着巨大财富的封建文明，为什么没有在西方出现？不必再问下去了吧！没有产生灿烂奴隶制文明的，产生了光辉的封建文明；没有产生封建文明的，产生了更光辉的工业文明……区域文明的交替演进，不正是历史，也即是未来吗！
《河殇》中的“蔚蓝色”究竟是什么东西的象征呢？它似乎象征着透明、开放、更似乎象征着那个咄咄逼人的西方文明。二者能够完全等同起来吗？我更希望它是前者，因为只有开放，只有无休止的文化交流，文明的生命力才会持续下去。然而我不相信民主与科学永远只属于海洋文明，黄色变为蔚蓝色的含义也不应是中华文明变为西方文明。在这个意义上，黄色将永远是黄色：黄水、黄土、黄种人，千年不改；黄河，仍将万年流淌。
是的，黄河将奔流入海，而海洋也正是黄河、长江、恒河、尼罗河、亚马逊河等等汇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非你变为我，我变为你，这正是大海的特色。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海……”如果我们也站在高山之巅，审视着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会看到，一种文明兴起了，衰落了，另一种文明又兴起了；那衰落的文明在危机感和新兴文明的感召下又再度复兴，超过那新兴文明。这样彼此的不断竞争，造就了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近几百年来大陆文明的衰和海洋文明的兴不过是这个历史“长时段”中的一环。
在这个意义上，我确信，太阳还会从亚细亚升起，从太平洋西岸升起，因为它也应该是这个“长时段”的一环。
（《光明日报》1988年8月10日）
赵世瑜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电视系列片《河殇》的播出引起了轰动。它反映了近年来许多中青年史学家和文化工作者反思传统时的重要见解。它的播出也颇令一些人惶然，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利用最引人注意的大众传播媒介来为民族的象征唱挽歌，这还是第一次。这对于成千上万的熟悉《黄河大合唱》的人来说，显然是一曲逆耳的反调。
当然，为黄河所唱的这曲挽歌并非是消沉的哀乐，而是一个强刺激，以激发中国人的奋起。无论有多少人指责它几乎全部否定传统中国文化在今天的价值，它无疑有一个充满爱国热情的出发点。
为此，我理解这部电视片的基调，因而我一也理解其中反映出来的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观点。因为我知道，这是一种启蒙，这是站在现实的立场上，站在世界大舞台的中国位置上对历史的反思。
《河殇》谈的是传统，是文化，是历史。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我对它的现实意义深表赞同；但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却对它所体现的历史观难尽苟同。
我理解《河殇》所蕴含的意义。在我的理解中，中华文明或黄色文明、大陆文明与西方文明、蓝色文明或海洋文明是完全对立的两套文化系统；它们二者今天或是近三百年来的不同命运是在他们形成之初便注定了的；所以前者注定劣，后者注定优——写《河殇》，同时也就是在写《海赞》。
于是，《河殇》断言，对土地的崇拜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而这种文化是封闭的、依赖性很强的文化。尽管它曾创造出极灿烂的文明，但这种文明是“古老而孱弱的”。其古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不过是畸形的“大一统技术”，它不仅抵御不住东来的西方殖民者，而且面对多次南下的游牧民族也常常是土崩瓦解。为了证明这一判断的无误，黑格尔被抬了出来，似乎他的三种不同地理环境类型说在这里得到了验证。面对这样一种大陆文明或大河文明，我们《河殇》的作者是多么地痛心疾首呵！
但是，人类产生和生活的区域环境是无法选择的。“黄土高原”的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满的也是黄土。吃的是黄米、黄豆……”，死后都赴“黄泉”，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几乎所有西方人，甚至美国新三K党的领袖都承认，“雅利安人还没有脱离野蛮时代而中国已经建立了高度文明”。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马可·波罗时代前后的人，都在诅咒自己的先祖生于海洋，长于海洋，身上浸透了海水，吃的是海物，死后也去我波塞冬报到昵！
这里必须提及，《河殇》所谓“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强烈，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著名观点”，是一个理解上的错误。这种说法源出于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理论，大意是文明产生于一种既不甚好、也不太坏的环境。因为太好的环境对人类提不出挑战，也就引不起应战；而过坏的环境（即超过当时人类改造自然之能力的环境）挑战过于强烈，使人类无法应战.或完全被环境压垮。如果按《河殇》的理解，那么北极大概应是大类文明的最早源地了。但无论如何，黄河流域或是其它大河流域，首先成为人类成功应战的地方，而海洋的波涛汹涌却使人望而生畏，成为过于强大残酷的挑战环境。晚生的希腊文明不仅因此而晚生，而且最初是移自他方，并且在日后一再中断。这样一种海洋文明在公元1500年之前又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呢！
尽管黑格尔是位哲学家，但他在谈论平原和大海这两种对立的环境时，却似乎琢磨得不很透。他那种洋洋得意地夸奖大海的态度正体现了新兴资本主义时代的目空一切，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味道。平原在数百上千年间也许是“平凡”的，但它一直或永远都是平凡的么！大海在近四百年来是超越性的，但它是否从一开始便是超越性的！
因此，无论是黑格尔还是《河殇》的作者，他们偶尔表现出一种中层次的或中观的历史观念，他们在判断文明优劣的时候，只是截取了近四五百年的一个断面，然后以此为基点，尽力回溯造成今天这种优劣差异的源头。
当然，这样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并不错误，只是多少有些片面。在文明之初，甚至在文明的初期和中期，在世界居领先地位的只能是大陆民族，以中国为代表的陆地文明所具有的一切——包括今人指斥不已的封建专制集权、长城、龙、科举、卢舍那大佛、“四大发明”等大一统技术，都是极光辉的文化结晶。我们不能因为它们给今人带来了灾难而全部否定它们，我们也不能因为当代文明的各个方面都比古代文明强而全部肯定它们。生死荣枯，万物皆然。如果海洋文明（西方工业文明）经过数百上千年的发展而最终衰败下去，为另一种什么文明或什么“色”取代了，是不是我们或他们的后代也该指责所谓民主和自由、第三次浪潮都极为有限，甚至虚伪等等呢！
中国的老百姓说得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皇帝轮流作，明年到我家。有哪一个民族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呢。如果蔚蓝色就是西方文明象征的话，它能吗？
长城的确是华夏文明的象征。长城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也许它是封闭的象征，不过罗马帝国的君主也曾希望有这样一长串城墙.来抵御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在古代中世纪的农业社会，修筑边墙以防游牧部落的侵扰，这种心理恐怕并非仅为中国人所特有。我们怎么能因为它现在不代表强盛而否认它曾经代表强盛呢。难道西方人都承认它曾代表强盛，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让中国人永远愚昧下去吗！
“四大发明”在欧洲石破天惊，在故乡却命运不济，这实在是悲剧。对此，中国人的确应该反省。然而，它们毕竞是中世纪的科学技术。带有中世纪的局限，它们在中世纪的氛围内不可能成长为近代科学，因而它们不能在日益黑暗的封建中国开花，而只能在新因素萌发的西欧结果，这并不令人惊奇。
让我们也来拣起那个老话题：“意味着巨大财富的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出现？”我的回答是：工业文明必定在中国历史出现，而且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当西方工业文明以坚船利炮为象征，敲打着传统中国的大门时，这就成为一件无疑的事实。而且我们不能否认，在这片古老广阔的土地上，将会出现比工业文明更高级的新一代文明。至此我才明白，马可·波罗们一定也曾纳闷：意味着巨大财富的封建文明，为什么没有在西方出现？不必再问下去了吧！没有产生灿烂奴隶制文明的，产生了光辉的封建文明；没有产生封建文明的，产生了更光辉的工业文明……区域文明的交替演进，不正是历史，也即是未来吗！
《河殇》中的“蔚蓝色”究竟是什么东西的象征呢？它似乎象征着透明、开放、更似乎象征着那个咄咄逼人的西方文明。二者能够完全等同起来吗？我更希望它是前者，因为只有开放，只有无休止的文化交流，文明的生命力才会持续下去。然而我不相信民主与科学永远只属于海洋文明，黄色变为蔚蓝色的含义也不应是中华文明变为西方文明。在这个意义上，黄色将永远是黄色：黄水、黄土、黄种人，千年不改；黄河，仍将万年流淌。
是的，黄河将奔流入海，而海洋也正是黄河、长江、恒河、尼罗河、亚马逊河等等汇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非你变为我，我变为你，这正是大海的特色。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海……”如果我们也站在高山之巅，审视着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会看到，一种文明兴起了，衰落了，另一种文明又兴起了；那衰落的文明在危机感和新兴文明的感召下又再度复兴，超过那新兴文明。这样彼此的不断竞争，造就了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近几百年来大陆文明的衰和海洋文明的兴不过是这个历史“长时段”中的一环。
在这个意义上，我确信，太阳还会从亚细亚升起，从太平洋西岸升起，因为它也应该是这个“长时段”的一环。
（《光明日报》1988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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