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论》：《河殇》引起的思考

王纪言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河殇》播放，兴奋不已，但我看电视界比思想文化界的反应在兴奋中更多一点冷静。电视界有其独特的思考，我也愿加入同行们的讨论。


《河殇》与《黄河》


我主张要注意电视节目再创作的可能性。在一篇文章中，我曾写过如下一段话：“我们应该让自己单一的思路更开敞一些。电视节目的形式要比电影活泼而灵活得多，电视的观众需求要比影院观众多样而复杂得多，一个大型节目通过电视载体的出现，不应变得自我封闭，而应该更开放和多元化”。《河殇》可以算作电视节目再创作的典范作品，它的制作始于大型系列片《黄河》正在播放之中，它的出台紧随《黄河》之后，我认为，谈《河殇》不应离开《黄河》，它是《黄河》片向全新视角的再创作。

在《河殇》所产生的令人瞪目的播出效应面前回顾《黄河》，不免让人黯然神伤。十几个人的创作、几年的经历、逾百万甚至更多的投资，把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主题的“黄河”收入三十集篇幅之中，用“CCTV特别节目”的形式推出，但得到的却是每一位电视工作者所最不期望的平静、沉闷、冷落的低效应。原因何在呢？

也许缘于近年来电视台大型系列片上马过多、控制失当……

也许《黄河》没有找到有别于《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的新形式……

也许《黄河》没有捕捉好历史的闪光点和现实的兴奋点……

也许观众不愿意接受在这个时机推出的、用这样一个面孔出现的《黄河》……

也许《黄河》摄制组缺少了一点创作班子最为宝贵的真诚火热和谅解无私……

也许这些都不是，责任应在电视台本身。为什么同样是黄河内容，日本NHK同时制作的、似乎并不比我们高明多少的《大黄河》却在日本全社会造成了以“黄河文明”为内容的大效应呢？形成了在世界七个主要西方国家联合播出的大趋势呢？

《黄河》摄制组也辛苦啦：尽管他们的失望多于满足。但它毕竟把黄河搬上了屏慕，用真实的而不是造作的、浓烈的而不是冷漠的爱国主义情感，完成了对中华民族的先人和今人怎样建设我们生养繁衍之地的美好祖国的赞歌。我觉得，当我们在齐声呼唤《河殇》的时候，呼唤这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的时候，不能同时去撕下另一面旗帜；当我们在首肯《河殇》“极大地提高了电视的档次”的时候，不应该有意无意地贬低同是电视台主持节目、同样由文化精英参与制作的另外节目的档次；当我们在惊喜青年人的反省开创意识的时候，更不可拿所谓“老一代由于固有的思想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落伍了”来反衬。当我们把自我喻为“精英的文化”的时候，不需要把大众所喜闻乐见并跃跃欲试的、社会各路精英大显身手的文化现象统称为“庸人的文化”。《河殇》就是《河殇》，它从《黄河》的基础中走来，站在《黄河》的“高原”向“山峰”攀登，它的成功并不是什么费解的现象。

《河殇》成功了，以其沉重的反思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打动了亿万观众。我想，如果《黄河》也成功了，以共真诚的追溯和璀璨的讴歌感染了亿万观众，那该多么好呵！如果同主题同效应的作品两者不可兼有之，让我来选择的话，我将更倾向于要后者。


编导与撰稿人


与思想界、文化界知识分子的“触电”意识相比，电视界所渴望的“思想文化介入”强烈而又主动得多，所以，我们在称颂那些“绝对出色的撰稿者”的同时，更应赞赏“绝对出色的编导者”。我还记得与夏骏在他研究生即将毕业时的谈话，当时的《黄河》即将开l始进入后期制作，他要去参加，他是带着对《黄河》的许多问题去的，很想通过《黄河》进行探索。可是，他的思考已无法在《黄河》既定的风格样式中实现，但他却不肯罢休，争得了再创作黄河专题的机会，独立执导了《河殇》。这在中央电视台是没有先例的。夏骏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专业本科，又在田本相教授的指导下向文学方向专攻。研究生期间，他随导师抽空采访了中央电视台十几位有代表性的老记者、老编导，这些学习经历无疑为他走向电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次创作中，我很欣赏夏骏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信心，他不是在《黄河》的边角余料中挑选再编排，而是对黄河从哲学文化意义上进行了再审视。电视节目水平的提高，有赖思想文化界的介入，而更需要电视工作者自身思想文化素质的增强。不能设想，一位较少学识的电视门外汉会在屏幕上与文化精英进行紧密而有效的合作。电视毕竟是以编导为主导创作者的艺术，编导自身的文化品格、学术眼识、创作风格将直接影响到作品。参加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节目撰稿的学者们，几乎都在“触电”过程中与总编导戴维宇找到了合作契机，这不是简单的编导与撰稿的融合，而是文学与形象的碰撞，是学识、思路、风格通过电视载体出现的“1+1≠2”的闪光。但是，同样是这些大手笔，为什么出现在有的电视节感中却显得创作力柔弱呢？担负编导节目的同行应该多从自身找找原因，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品格和学识水准有碍于和思想文化界的联姻呢？

因此，我想建议象理论界瞩目《河殇》的撰稿人和学者那样，电视界应更多把目光放在节目的编导者身上。没有他们的创新和努力，一切“介入”均为空谈，中央电视台应该有更多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和文化品格的编导。


政论与形象


看得出来，这次电视艺术同哲学政论富有创造性的合作，双方都是愉悦而又痛苦的。电视从宏观上拓宽了视野，得以进行全面文化反思并造成较大范围视听者心灵的激荡；电视在微观上由于注入了解说所赋子的时空感和哲理性，似乎有效地加大了属于电视本身的形象语言的内涵和外延。夏骏为此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痛苦思考是令人首肯的。面对解说构架所提供的内容和情绪，与之相配合的画面形象却有时显得力不从心，用“万能画面”添补铺天盖地拥来的而实际上是无法添补的解说流程，这不能不说是电视编导者的痛苦。电视毕竟是偏重视觉的文化，现在流行着一种解说优先的节目创作方法，对这种手法偏爱的撰稿人似乎夸大了解说的自我完整，殊不知画面的表述力是有限的，而不会万能，解说词如不考虑视觉形象表达描述的局限，也会带来某些遗憾。在充分考虑形象所提供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来构思解说，也许会更好些。《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话说运河》的创作虽不同于《河殇》但它提供的经验也有普遍意义。电视编导与作家学者的合作过程，是双向同时进行的创作，不仅需要构想上的一致，还需要“多次地从画面到文字，又从文字到与画面配合的反复推敲研讨，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形成节目的完整的创作。没有这样一个默契而严格的合作过程，即使是文学界的第一流的大手笔，也难以将自己的所长融会到电视节目中来。”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的优秀政论片，象苏联的《普通的法西斯》、美国的《被误解了的中国》、联邦德国的《想往未来》，这些影片的创作经验，仍然是值得汲取的。应当说，编导和撰稿人也是考虑到如何把理性思考转换成屏幕形象，但是，如果不能恰当地找到思想的画面表现，找到形象的主体，那么思想就不可能在屏幕上展开翅膀，也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效应。《河殇》中不乏这种思想与形象结合的地方，如《寻梦》中的“龙”，《命运》中的“长城”，《忧患》中的“大水”和“动乱”，《蔚蓝色》中的“海洋”作为结构思路或多或少提供了节目整体形象设计的依据。而《新纪元》一集，既较多游离于黄河主题本身，又没有形象凝聚点，就显得有些逊色。

在这里还需提一笔，《河殇》综合感染力的出现，不能忽略对张家声先生播音处理和潘宝瑞编辑音响搭配的肯定。政论解说中能够自然带出情绪流向和节奏韵律的部分，才能较好呼应画面和音响，象《蔚蓝色》结尾黄河入海口，《忧患》中开封城两个人物的故事，《灵光》从张衡墓讲知识分子命运，还有卢舍那佛的描写，《命运》中北方蒙古高原的苏醒以及《寻梦》有关人类在黄河中接受挑战的部分，等等，都构成了政论与形象综合的视听碰撞力，是很容易把观众卷入“形象化政论”的漩涡，可惜，这种具备了电视化的“大手笔”段落在《河殇》中还不很多。对于精英们走上电视屏幕，我还想谈点看法，那散见于六集节目中的十三个讲话段落，我觉得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被称作“实现思想界与电视界合作”的实体演播馆部分，学者们面对电视的摄录机表现出来了一定程度的陌生和不适应感，他们用语言面向观众表达出来的思路远不及运用文字那样自如，他们还不习惯于在短短几分钟内为所要谈的哲理找到形象细节和内心情感的触及点，相比之下，十三段中文学家（比如山西、山东作家）和实干家（比如开封市长）的讲述却显得轻松又实在一些。这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学者们纷纷青睐电视媒介的时候，电视也在挑剔学者们。电视要求思想文化界更多地提供适于形象化表现的精神食粮，屏幕要求精英们出现亲切、幽默、循循善诱的面孔。也许令学者们惊恐的是，象那句著名的格言“我们永远不要低估大众的智慧”一样，我们也不要低估电视的创造力。在电视上获得成功并不比在学术上耕耘轻松多少。机遇是均等的，但成功会更多地留给懂得电视、理解电视、研究电视并频频“触电”的精英。


198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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