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单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三十年仅一见的奇观
就在中国电视迎接自己而立之年时，始则悄悄，继则轩然，一部标志自己而立之作的《河殇》在荧屏上出现了。
这是一个横看竖看都不怎么顺眼的“怪胎”。
有人欢呼。有人侧目。有人摇头。有人挑剔。更多的人在思素。
由于播出时间太晚，有位老画家让家人务必在《河殇》播出时将他叫醒。
呼和浩特市某条街上有名的几个“泼皮”，正在街上胡闹，突然其中一人喊了声：“《河殇》开演啦！”于是做鸟兽散，跑步回家看电视。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国际商报》、《北京青年报》不厌重复，纷纷刊载《河殇》解说词。
《河殇》摄制组及作者收到上千封热情洋溢的观众来信，表达的只是三个愿望：深深感谢；索要解说词；请求重播。
一位十五岁参加革命的老八路说，《河殇》让她冷静地思考自己一生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后人将如何评价她们这一代人。
一位因病待业在家的矿工的儿子说他虽然弄不懂《河殇》所说的那些关于文化与历史的道理，但《河殇》使他灰色的心震醒了，他要联络几个待业青年干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一位观众说他已办好一切出国手续，然而正值此时他看到了《河殇》，他突然觉得他必须重新选择。
上海、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们或座谈或撰文，对过去不屑一顾的电视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这都是因为《河殇》。
一位老太太来到国际电视服务公司购买一套《河殇》录像带，说是受居民委员会的委托。
武汉市从7月20日至8月20日，组织了以《河殇》为主题的暑期夏令营。全市青少年开展了以《河殇》为内容的演讲与征文比赛。
…………
在文艺界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再有轰动效应，并预言那种充满热情的作品己经过时的论调正时髦的时候，怎么会在中国大陆冷不丁地旋起一阵夏季《河殇》旋风呢？敏感的外国驻京记者和时刻关注着中国政治气候的外国商人们，已经把《河殇》的播出作为一个“信号”迅速发射到全世界。
这是龙年的热门话题。
这个中国自有电视三十年来仅仅一见的奇观，已有人按照社会学的惯例，命名为“《河殇》现象”。
批评界的困惑
《河殇》刚刚播完，便进入一个微妙的“冷战”时期。关于《河殇》命运的种种传言，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新闻界不翼而飞。应该说，这多少有点干扰了对《河殇》的正常讨论。
《河殇》命定是要承受批评的，这不仅因为它那放胆的议论，似乎也不仅仅因为它的跳跃性思维与文学的象征手法所留下的大量可供人们任意发挥与填充的“空白”，当然也不仅仅因为出于主题需要面对某些历史史料的“剪裁”。
《河殇》注定要承受批评，那是因为它的主题的无比鲜明，倾向的毫无隐晦，态度的极其明朗。锋芒所向，针砭沉疴，无所痛惜与留恋；向往所在，倾心求之，绝不旁顾与张皇。
有人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这是所有以批判传统为己任的作品必不可免的头一顶“荆冠”。送此荆冠者似乎故意不懂：并不是所有以传统为对象的文章都必须写成“年终总结”与“个人小结”的。那种对于优点与缺点，精华与糟粕动不动四六开、三七开的搞法，我们不能要求于所有人、所有事和所有文。批判不等于虚无，更不是什么“主义”。何况《河殇》以满腔热情讴歌了我们民族在今天的新建设。如果承认历史并不等于过去，而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过程，民族也不仅仅指我们的祖先，还包括我们自己与我们的子孙，那么，《河殇》就不仅没有搞什么“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而是在为历史与民族的建设呐喊鼓劲。事实上，来自工人、干部、农民、个体户、店员、待业青年、学生手中的信，都表达了一种振奋、昂扬、积极的情绪。如果说《河殇》是一部虚无主义的片子，怎么解释这种社会接受现象呢？
有人说《河殇》用过于严肃的语言在谈一些众所周知、不成问题的向题。对这种如此“贵族味”的论调我们实在感到惊愕。也许这位批评家在其沙龙或学院里已无数次地谈论过比《河殇》谈及的问题深刻而广泛而超前得多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我们不要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电视主要是给谁看的？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十年前就谈过某些问题而今天就不能谈，否则就落伍于时代与实践的视界。因为道理很明白，黑格尔与马克思百年前就谈过的问题，我们今天仍然必须用“严肃的语言”再次而多次地谈沦。这位十分熟悉卢梭与康德的批评家也许应该知道维持根施坦的话：“我还在进行新的哲学探讨，而且被它深深地吸引。这是我不断重复的原因。它将变成新一代的第二本质。重复使他们厌烦，而我感到重复有必要。”问题也许不在于《河殇》重复了思想界什么时期的思想，是十年前的还是十年后的，问题在于即使是十年前的思想中国十亿人中有多少人知道，有多少人了解，有多少人跟思想界一起思考过？如果在《河殇》观众中，有千分之一的人由于看了《河殇》而达到了十年前思想界的认识，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举手加额，大加庆贺了。更何况思想的高低本来就不是用时间先后来衡量的。
有人说《河殇》是用“高射炮打蚊子”。这话的意思是说，《河殇》在基本点上失落了对象。他们认为《河殇》对着中国的历史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是在打死猫。因为如果对“五四”时期的人们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只猛虎的话，那么现在它只是只死猫了。《河殇》那么认真地去打死猫，岂不滑稽可笑？可惜的是，仅仅一个“五四”运动根本就没有力量把它要打的东西打成一只死猫，《河殇》所抠出的每一片历史幽灵，在今天的现实中都有其可怕的“虎影虎踪”。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已不是一个单一的传统的遗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每一个大陆当今的中国人，都要受到古典传统、“五四”传统、延安传统、五十年代苏联模式传统和“文革”传统这样五大传统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越靠后的传统，由于记忆越新，因而对我们思想与行为规范的影响越直接。但是，远古的历史阴影也渗透在后面的几大传统之中，因此，我们在对包括“五四”传统在内的后起几大传统的反思中，仍然必须把“五四”运动的批判继续下去，这不仅在于“五四”运动远远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目的，而且在于旧传统中的东西结合上一些新的不健康因素，在后起的几大传统中有更为扭曲变形的恶性发展。如果能冷静地全部看过《河殇》六集，观众应该能够看清楚，《河殇》的重点是在现实。它不象有些批评者说的那祥是回避现实而专骂祖宗。《河殇》的社会震撼力绝不仅仅是揭几个历史的疮疤所能奏效的，它对许多现实问题部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它也不象有些批评家说的那样，在呼唤新的文明时没有那种深刻的犹豫与痛苦。但是，它绝没有超前到想把西方现代社会理论对工业文明的困惑与批判拿到我们这个尚在为温饱和基本教育而挣扎求生的贫困国家来，它没有那样轻松而潇洒的超前意识，因为它痛苦地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充当那种“智者”的角色。这样的“智者”心态所反映的，除了深层意识中对新文明的拒绝与害怕外，没有别的。这样的“智者”之虑才是真正的不合国情。
有人批评《河殇》对不该说的东西说得太多。他们认为，文化与历史都是不可选择的，怎么说它也已如此。如果每个国家和民族都纠缠自己的祖宗，同自己的历史和居住环境过不去，那它们怎么去建设？他们断言文化是不可比较的。硬要比较，那是幼稚；硬要反省，那是“高级牢骚”。的确高妙绝伦。很有绅士与学者风度。依此推论，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改良、改革、革命者们用语言与文字所进行的文化的自我批判都是“高级牢骚”，无济于事了？不管历史是多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历史终归是以人为主体所创造的。人对历史是有所作为的，为什么人不能对历史进行思考与批判呢？当我爬过一个山头，突然发现山那边也住着人时，我为什么不能拿他同我比较一下呢？没有比较怎么谈得上反省，没有反省怎么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怎么谈得上学习，没有学习怎么有进步与飞跃？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如果是以现实为出发点的，问题是从现实运动的阻滞与困惑之中逼出来的，那么，它就绝不会是“高射炮打蚊子”。“高级牢骚”论者可以休矣。
希望在被世界与历史共同唤醒的中国人
日本《选择》杂志载文说，在最近进行的一次对北京初中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几乎没有人知道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朱德、刘少奇等人的名字；只有22%的初中学生知道毛泽东做过什么事；对于最孚众望的周恩来，知道的人也不到50%。而他们熟知的人是一休、霍元甲或陈真。在《河殇》的观众来信中，有一些初中生对《河殇》中所揭示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资料镜头感到极其惊讶，表示完全无法理解：人怎么能这样？他或她来信说，他们作为中学生，对“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一个人。这使我想起《红楼梦》中的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真是令人担忧和害怕的现实。通过新闻我们所了解的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是暗杀、恐饰、天灾、暴乱加狂热的体育运动的大集锦；对历史，哪怕仅仅是十年前的历史，却是一片遗忘的深谷。离开了纵和横的这两个方面，我们靠什么使人产生思想与意识，尤其是正确而全面的思想与意识？《河殇》纵有千般错，万般罪，但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观察世界与历史与现实的“视点”，哪怕在这个视点上我们的多识之士看到的仍然不过是屡见不鲜、老生常谈的东西，但是，请记住维特根施坦的这一段话：
今天，闪电比两千年前似乎更为常见，更不令人震惊。
人必须清醒过来表示惊奇。大概所有的人都应该如此……
远志明说：“中国的希望在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愿意添上几个字：“中国的希望在被世界与历史共同唤醒的中国人。”添上这几个字的意义在于：中国人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了解世界，同时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
《河殇》这样做了。为此，我愿意为它做出如上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