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
《河殇论》——《河殇》编导谈
去年6月，我正在昌平国家教委行政干部管理学院为《现代美学体系》一书统稿，接到夏骏的信。当时他住在白云观旅店，那儿是中央电视台对外部特别节目《黄河》摄制组的大本营。夏骏邀我是为了电视文化丛刊的事，他给我放了几段尚未配词配音乐音响的《黄河》毛片，我第一次看到空拍的晋陕峡谷及沟壑纵横象远古洪荒世界的黄土高原，我的心被某种说不出来的情绪搅动了，一片苦涩。夏骏告诉我，摄制组在黄河边上遇到一位老汉，一辈子出的最远的一次门是往北走了七里地。七里！这就是一位中国老农的生活半径。
后来我从北大毕业到了北京师院。国庆刚过，夏骏来找我，给我一份打印好的《大血脉》提纲，我由此知道，一个我一直企盼的电视节目的计划，实际上已经酝酿成型了。这是一份了不起的提纲，目前大家着到的《河殇》六集的结构，在提纲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这份提纲让我激动了一晚。第二天，我到军事博物馆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参加中央电视台领导对《大血脉》提纲的审查，我的任务是以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身份，论证《大血脉》提纲在文化、美学、电视建设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在这次审查会上，我认识了提纲的设计者、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他个头不高，脑门和五官给人的初步印象很深，眼睛深陷，虽然戴上眼镜，仍然很亮，很有些精气逼人，高而直的鼻梁，鼻翼很薄，这是聪颖过人的表征，嘴角稍往下拉，使嘴的线条呈拱形，说话时张阖都异常肯定有力——他很自信。然而极其随便，笑便仰天而笑，手舞足蹈、不拘形迹；骂起来也比我放得开——这是我在学者圈中难得见到的一种自在的人，我很喜欢这样的人。参加审查会的有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对外部副主任王宋，军事部副主任刘效礼。一致通过，寄望甚深，要冒风险——可以用这十二字概括审查结果。会后苏晓康和夏骏正式邀我参与，我欣然同意。
10月底便飞延安，去采访，同时也是体验，寻找感觉。这是一支精干的摄制队伍：夏骏导演，曹志明摄像，黄敏制片兼照相，苏晓康扛三角架，我背录像机。飞机掠过晋陕大地，这是最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然而使我惊讶的是人类在地表上留下的痕迹。山西的地貌，很象军事地图，到处是等高线，说明坡地都给改造成了水平梯田——我强烈地感觉到山西人的勤奋，并想到大寨，尽管我在飞机上看不到大寨。一过黄河，地貌突变，等高线消失，大地突然变得容颜丑陋，到处是坡度很大的坡地，松散干燥的黄土象挂在坡上，随时都可以流失，由于重力流失（也叫垂直流失）形成的一根根土柱、七塔，象云南的石林，七零八落，矗立在沟壑与梁峁之间，象千年古宅塌圮后的朽柱，象大火过后森林中残留的枯木。地貌是自然与人共同塑造的。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由于西高东低的台阶地表结构，具有不可抗拒的重力流失的自然趋势，但人类的行为——不管是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却要担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延安很穷——所有的老革命根据地都很穷，这个普遍现象很值得研究，贫穷落后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延安市区远远抵不上一个江南小镇繁华与整洁。最有意思的是，延安市最热闹的一条商品街正好对着著名的宝塔山。昔日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发生过那么多革命加爱情的浪漫故事，空气中弥漫着理想主义的
气氛，而今再也看不见了，大大小小由南方人开的时装店、烫发店布满街旁的铺面，红红绿绿的布匹、成衣堆满道旁，卖老鼠药的莲花落快板很清脆地响着——商品经济，这个一度陌生了的东西，悄悄地来到了这块中国革命的圣地。然而延安人创业冲动之微弱，也让人吃惊。在我们采访的几个县的几十个人中，惟有一位县煤窑的青年矿工明确表示他明年要出去闯荡一番，不再守着这份父母找的、收入微薄的工作了。结婚早、生育早、生育多，仍然是个普遍现象。天一黑就楼着婆姨进窑洞，这在几千年里一直是当地男人的生活理想、在我们去过的几个地方，我着不出来这种理想有什么变化的迹象和理由。在安塞见到一群青年农民，他们向我们说，那年中日联合摄制组来拍《黄河》，县文化馆组织他们搞了个千人腰鼓队，气势壮观。摄制组给每人发了一元钱做为工资，可是一这一元钱给县里截留了。他们向我们说这些时，语气是平缓的，有点轻微的抱怨但决不激烈。我有点悲哀。这种可耻的以“政府”的名义进行的敲榨与盘剥，中国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向来不会想到是非法的，他们无言地隐忍这一切，不会抗争，不会想到这是必须捍卫与争取的基本的人权。他们把我们看作是中央来的人，问到了，他们便说，象在说一个顶没趣味的别人的故事。
我们接着去了河南。邙山，花园口，东坝头，困顿凝滞的黄河象泥汤。这儿的农民在素质上显然与陕北农民有别。他们反映意见时情绪激烈，时而有点嘲讽调侃。对农产品价格偏低，生产资料价格轮番上涨，他们怨声载道。他们几乎都知道这副对联：“高价化肥我不要，低价小麦我不卖。够吃去毬。”他们开始同政府讨价还价了，他们知道同政府订合同了，他们知道政府也要承担义务和责任了，一句话，他们知道农业生产也是商品生产而不再是徭役了。这是中国农民一个巨大的历史飞跃。我们突出地感到了农业萎缩的问题，在我们的采访中已经大量地碰到了它，这使我们优虑，但也使我们高兴，因为这是农民在运用价值规律对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进行报复——仅此一点足以说明，千年不变的中国农民正在变。有人可能会认为他们变刁滑了，但我认为他们变得有点现代意味了。我们为此而兴奋。
在河南的收获是巨大的。古城开封，让我们深切体会了黄河的厉害。在今夭开封城的地下，还埋着两个开封城。宋城在地表九米以下，明城在地表七米以下，这都是黄河泥沙把它们埋掉的。而今天繁荣的开封，也时时处在黄河的威胁之下，黄河河面达于铁塔三分之二处。靠了伟大的黄河大堤，我们中国人才把黄河夹持起来送进了大海。站在这条大堤上，是能够让人产生许多联想的。当我们回到北京，同顾问金观涛先生谈及第五集《忧患》的构思时。他就很自然地把治理黄河与治理国家联系起来了。黄河泥沙对河道的淤塞同中国社会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好有一比；黄河的周期性泛滥与大堤的周期性溃决同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动乱与毁灭好有一比。根据金先生的建议，我们在《优患》中平行交错展开了两条线素：黄河水患与社会动乱。开封不但是黄河水患的最大受害者，它所提供的两个人物的故事，也成为第五集《忧患》中的两个“眼”，可以让观众想到许多：黑脸包公及他代表的“青天”观念，刘少奇及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一批人的奇特反常的命运。这两个人其实在说明一个道理：无法也就无天。没有法，老百姓就盼青天；没有法，社会无组织力量就会得不到遏制。而个人崇拜，就是一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无组织力量人为增长的表现。刘少奇同志本人是要为此负一定责任的。他的悲剧，既是个人的，又是党的、民族的，乃至我们这个文化的。我们今天如此大声疾呼法制建设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是为了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如果有一天，中国善良的老百姓不再靠“青天老爷”来主持正义，而是自己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并且法律也真正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性，那么我想，开封城里的包公祠与刘少奇死难处对游人就不会有现实意义而仅仅成为历史遗迹了。反过来说，如果瞻仰包公祠的人们仍在盼望生活中再出几个包青天，仍然带着某种莫名的战栗来看刘少奇死难处，那么，历史也就沉重迟滞得令人窒息了。
南阳城里三大历史名人祠堂与墓冢的对比，是受到《人民日报》上一篇随感的启发。有人批评《河殇》没有展开对官本位意识的批判，我想他肯定没有看到《灵光》的结尾。在诸葛亮、张仲景和张衡身后的崇隆与寒酸的强烈对比之间，不正表明了我们对官本位意识的批判吗？
从河南回来后便进人解说词的写作。考虑到内容的难度与广度，我们又邀请了谢选骏、远志明、张钢合作撰写第四集和第六集。三人都是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且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合作是愉快的，开启心智的。那一次又一次的讨论、设计，指点江山，纵论古今，激扬文字的场面，将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大血脉》是个暂定的片名。后来要剪片头了，必须拿出正式片名。此时晓康已去庐山写长篇纪实文学《乌托邦祭》。夏骏将取名的事交给我。我也无奈，只好请来选骏。两人关在屋里，桌上摆上卡片和笔，说想不出名来不出屋。卡片上记下了不下十个片名。最后定下我想出来的《河殇》。关于片名我不想做太多解释，不过我希望人们不要死抠字义。
电视创作是一种集体劳动。《河殇》摄制组的构成是相当有趣的。在主要成员中，只有编导夏骏、音乐编辑潘宝瑞、牛桂吉、制片主任赵元贵是中央电视台的，其他人都是夏骏找来的，或是同学，或是朋友，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在《河殇》组的工作，是业余的，但却是以满腔热情投入的。好在他们都不是坐班的，因此时间的机动性较大。甚至电视台的几个人中，也只有夏骏是全部抽出来搞《河殇》的。潘宝瑞是音乐科长，一大摊工作是不能放的；赵元贵是军事部新闻组长，每天要盯在岗位上，所以他们也是业余的。这个班子的工作效率和加班加点是出名的，好几位包车司机都因为觉着太累而中途辞包。撰写解说词初稿时，我和苏晓康、夏骏经常讨论到深夜，然后回各自房间撰稿到凌晨，白天是大量地看资料片。几位资料编辑，尤其是计冰和吴晓波（他们一位是林业部的，一位是北京广播学院的），翻遍了北京所有资料库（中央电视台的资料库翻了两遍）和图书馆，抱回几十盒录像带，往往只能挑出几个镜头。为了选出最理想的资料镜头，真正是大海捞针，如布哈林头像，找遍了一切公家资料馆与图书馆，不是没有就是不中意，最后由社科院介绍到中央编译局研究布哈林的专家郑异凡家里，从他的私人藏书中找到了这个还布哈林本来面貌的头像。第一集作为《寻梦》片头的龙和其中一些中国历史与故宫的镜头，甚至第五集《忧患》中毛、刘、周开国务会议的镜头，都是从将要抹掉的旧录像带中非常偶然地捡回来的。由于时间太紧，实际上到《河殇》开播时，我们只剪辑出两集，剩下的四集是边播出边剪辑的。夏骏在最后剪辑的一个月里，天天晚上工作到凌晨，每天晚上就睡在剪辑机房的地板上。他的工作热情和过人的精力都让人吃惊，也许真的是仗着二十六岁的青春活力？奇怪的是二十四岁的钱丹丹，这位穿军官服的漂亮的女剪辑，也能每晚奉陪至半夜，操纵着剪辑台上那几个单调的键钮，也不嫌乏味得慌。
无论是制作还是播出《河殇》这类节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是要冒风险甚至是大风险的。许多观众来信，称赞编撰者的勇气。说实话，我们几位编撰者倒不需要太多的勇气，因为我们年轻，一介布衣，来去无牵挂。需要勇气而且的确表现出了大勇气的，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领导，主要是《河殇》的总监制陈汉元同志和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王枫同志。他们绝不回避我们这些年轻的编撰者所提问题的尖锐性，他们提醒我们的仅仅是电视艺术的独特性，要想方设法维系住观众收看的兴味和耐心。我们的初稿和毛片剪出来时，他们凭经验完全感觉到了这个片子可能承担的风险，如果从保乌纱帽出发，只要他们一句话，《河殇》不是被枪毙就得脱层皮。然而，他们却以极大的、令年轻人感动的热情和无私的勇气推出了这部电视片。如果说我们“妙手著文章”是自夸的话，那么他们“铁肩担道义”却是毫不愧受的。
《河殇》自始至终得到学术界的关怀和支持。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和著名史学家金观涛先生担任我们的顾问，并亲自参加演播室的学者讲话。阴法鲁、叶朗、冯天瑜、耿云志、刘青峰、贾新民、樊洪业、谢选骏、蔡大成、金哲、远志明、曹远征、张钢、白南风、王军涛、王化云、黄万里、张含英、陈越光、包遵信、庞朴，这么多老中青三代学者专家，都不辞辛苦，来到中央工艺美院画家钟蜀珩、刘巨德布置绘景的《河殇》演播室里，畅谈华夏文化的各个方面。这是文化精英们同大众传播煤介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合作，在中国电视史上开了先河。这件事，无论是对于学术界，还是对于电视界，还是对于广大的电视观众，都是可喜可贺的。它展示了中国电视文化建设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当然，它仅仅是一个初步的不甚成熟的开端。
《河殇》已经属于社会了。我和我的同事们将聆听社会对它的评判。
标签： 《河殇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