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座谈发言选登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编者的话：六集电视片《河殇》播出后，社会反应强烈。人们所感受到的冲击，既来自它那宏观、深刻、真诚的历史文化的反思；也来自它那思想与荧屏声画形象的有机结合。它的创作者们认为自己在尝试实现政论与电视艺术的联姻。这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艺术体裁的出现。我们愿意给它双倍的重视；因为这是一次电视界与思想文化界、作家的富有创作性的合作。
以下选登的，是6月30日本报艺来部召开的讨论会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阅。
金观涛（《河殇》顾问）：
《河殇》的播出，在全国知识分子和广大电视观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也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和内心震动。我深感一条，中华民族在现在这个时候，是如此地需要思想，正象干渴的黄土地需要甘雨一样。而这作为知识分子和理论工作者原来是忽略的。
我们总有一种想祛，因为搞理论过于艰深，搞文化反省那么复杂的问题，历史问题、哲学问题、文化弊病的问题、我们怎么走过来的问题，老百姓是不可能想这么复杂的向题的:老是把文化补，研究、理论的探讨，停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中国近代史，甚至可以说世界史，大多是关于文化的创造，历史的反省，最初也都是局限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明显的。在知识分子圈子形成了某些“思想”，然后再影响到大众中间去。人民需要思想。理论家要和人民一同来思想。这个来自人民的思想，只有再回到民间去才能产生改造社会的力量。对这点我们以前估计不足，《河殇》使我深有所感。《河殇》在进行新的创造，属于新的文化运动。以往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播的煤介全都是文字、书报、杂志。目前中国正好碰到了“五四”以后又一个伟大的启蒙时代，它恰好以电视媒介这一新的形式干预进来了，使整个民族一起通过这一媒介共同创造新文化，来反省历史。由此我深感对于《河殇》剧组，对电视工作者以及想到创造新文化的那些知识分子，有一种很重的责任。因为这是一种大的文化，它直接在影响着历史和人们的观念，我们要非常负责，如履薄冰。如果我们再犯错误，可能就是历史性的错误。反之，正确的东西，也将会推动历史的前进。从这点看，《河殇》应该从科学的层次、更高的层次上，从历史对我们的要求上，再来反省我们的工作，看看是否真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了。就象马克思讲的，站在科学的门口，就象站在地狱的门口一样。我们是不是具有这样一种彻底的精神？我希望《河殇》剧组能以这样的精神摄制出更好的片子。
何西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
一、我看电视，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震动。《河殇》站在当今思想界的最前沿，对此，我们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充分的评价。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十年来知识分子的思考，就不可能有《河殇》这样的片子。前者是后者的思想源。《河殇》对它的思想源的概括需要有胆，更要有识。另外，它具有一种理性的魅力。除了打动情感，它主要撞击在人们理性思维的层次上。哲学思想与形象结合，产生了一种通常很难产生的效应。所以，这是一个创造，也是思想界与人民交流的一种恰当的形式。片中许多很尖端的理论问题都能撞入普通观众的心里。
二、《河殇》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深沉的使命感、责任感、忧患意识。打动人靠的是这些。编导与人民的心通了，找到共鸣振动，情绪感情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这是一种最可贵的精神，但现在文学界有所丧失。“玩文学”、“玩评论”的现象很普遍。当然，这种忧患意识、责任感、使命感不论在哪个领域里碰的钉子都不少，决不是坦途，搞不好要翻船。这使很多人退缩了。在这点上，《河殇》使我感动。许多话一讲就讲到人们心里去了。有的地方我可能不完全同意，但看的时候被它那思想和感情的洪流卷进去了，一同进行思考。它在观众中产生了很大的震荡，看了以后有一种危机感，感到压抑，但压抑是奋起的前奏。没有危机感就不可能奋起。《河殇》达到了电视艺术迄今为止的最高点，靠着它的理性和思考，打动了不仅一个层次的观众。我相信，它一定站得住，并且一定能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
陈鼓应（美籍华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从台湾到美国再到大陆，看了四十多年的电视，这一类反映社会问题，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的作品，在美国是没有的；台湾近几十年的现状也很严重悲惨，可是也没有过这样的片子。美国、台湾以及西方社会，学术、文化教育水平很高，但他们的电视把人的智能降得很低，使人的智力、思考平庸化。我是偶然看到《河殇》中《灵光》这一集的。可惜节目的时间非常不利，最近电视节目打开就是唱歌，黄金时间全被占了。（与会者插话：《灵光》放完了是第二天零点三分。）我看完后，被冲击的程度一直到站不起来。近几年读了许多论文，发觉大多是一种思想模式，连语言都非常生硬，但《河殇》却是散文诗一般的作品，使得丰富的理性与形象结合起来，达到一种非常高妙的境界。我们应感谢中央电视台领导，并向他们致以脸意；他们以很开放的心胸，把《河殇》贡献给观众。我回到国内后的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学人、知识分子的地位这么低；而且，有了意见也发表不出来，除非做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青年人就更困难。所以积郁的思想一下子迸发出来就容易流于情绪化，而《河殇》是非常理性地、冷静地提出了问题。由于它有自我批评精神，对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影视界以及中共的形象都会很好。
阎晓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大众传播媒介应鼓励人们介入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要给出空间，才能使人民有参与国家社会生活的机会。这不是开绿灯，而是打开参政、议政的渠道，使人民和政府沟通，使一些思想明确、观点鲜明的意见有出台机会。关于《河殇》，我认为它的再思考具有一种凝聚力量，它不是盲目地鼓动情绪，而是理性的分析批判。中国历史漫长，腐朽的原因很多，仅仅用地缘政治学、经济学的观点去解释，也许不够充分，应从多方面找原因。
黎鸣（民政管理干部学院）：
《河殇》是“应运而生”的，所以它才有强大的震荡力。我说的“运”就是当前我们的文化背景。当前的文化背景有什么特点呢？这使我想起《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的一个词，叫做“庸人的文化”。在感情上，我们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词，但是冷静地看一看，就会发现，确实有某种东西弥漫、浸透了我们的生活。到处都可见到迪斯科“文化”、气功“文化”、打牌下棋“文化”等等，形成“热点”，此起彼伏。我们真的可以并有能力坐享其成了吗？现在。我们上上下下全都承认了改革己经到了一个风险比较大的关口，中华民族要又一次闯关了。那么风险何在？仅仅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吗？不是！如果那样认为就错了。社会改革绝对不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可以独擅的。所以我希望经济学家们冷静下来。比如“价格改革”并不在于要政府去调整价格，而是通过价格改革来改变它所决定的机制，那么，既然目的是改变机制，为什么提出一个“价格改革”的口号？这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上上下下的误解。《河殇》的意义在于它在此时重新提出问题，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间题重新分析，并再次思索：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河殇》振聋发聩，它使许多悲观麻木的人重新去思考问题，我们很需要真诚、严肃、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但过去宣传媒介很少提供这样的机会。这次《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和可能性。
崔文华（北京广播学院）：
中国电视队伍具有一定的草创性，老一代由于固有的思维模式，在电视里做到的、想到的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一定意义上落伍了。电视应该掌握在最具有现代文化观念和文化思考的人的手中，而不是不很称职的人的手中。中国电视应该与精英文化层次搭界。精英文化也应有积极的参与意识。六亿电视观众，这对于过去的文人学者是不可想象的，思想界应该重视这个事业。《河殇》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方向，展示了电视的一种可能性，而我们对这种可能性的认识还只是刚刚开始。
张显扬（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
《河殇》对中国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作了刻骨铭心的反思，带有悲剧色彩。它用视听艺术表现出一种新的世界观。我们以往在思考反省上思路狭隘。比如对“文革”的反省，常常只推到1957年，并仅仅局限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许多问题不能放在一个大跨度上去看，座标体系不清楚，怎么看得清？在时间上仅仅从鸦片战争去追溯也是不够的。比如，不把它放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拒绝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上看，是极难看清中国的问题的。今天中国人需要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否则危害不可想象。同时，《河殇》从单一的伦理思考变成了历史、社会、文化的思考。现代社会发展很清楚地表明，制度、所有制、政治制度单一因素的意义越来越小，而综合性的因素正在加强。《河殇》正是摆脱了伦理、政治压倒一切的思考方式，而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思考。这可以说就是《河殇》的哲学意义。当今中国应该转换成这种思考方式，这有几点好处：一是一个综合的座标体系可以使目标的选择比较准确；二是具有坚定性，不因小的动摇而对大的方向产生动摇，去除心理上脆弱的承受能力；三是加强全民族的抗灾能力。如果《河殇》使有些人感到不适，他应该懂得这是好事。《河殇》的意义不仅是在电视上的，而且在整个思想文化史上都应占有一席地位。
陈宣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
如果一个人没有危机意识，看了《河殇》应该有了。什么叫危机意识？它要我们去干什么？危机意识就是让我们去反省自己的历史！我们总说中国要走向世界，仿佛中国不在世界上，但中国又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其实走向世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门让别人进来。你所以不在世界上，是因为你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们的许多口号都经不起推敲，往往把结果当成目标设定，根本原因就是不承认自己不如人。我们从反思以及怀旧情绪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比如，美国人怀旧反思，是说从前虽然很苦很穷，但有人情味，很好；我们也怀旧反思，却总说，你别看今天咱们穷，我们家从前阔多了，你算什么？这是一种阿Q式的怀旧、“反思”，缺乏危机意识。你老是说你祖宗行，不正说明你自己不行吗？这根本不是一种有力量的表现。而我们却一直在做这样一种“反省”。现在我们终于承认了这是一种包袱。但还是有人认为这包袱有一种曲线美，尤其当前尊孔复古在文化思想界甚嚣尘上之时，《河殇》的出现非常适时。对于中国文化我认为就应该持有这样一种批判精神。我们总是不习惯于去深刻地思考一些问题，从不追问为什么。我们感到了自己被关在了密封的铁屋子里，很闷，很痛苦，但我们是怎么进来的呢？这个问题似乎无聊，但问我们怎么进去的，这涉及到怎么出来的问题。霍布斯打过一个比喻：一只鸟从一个烟囱里掉进一间密封的屋子里后，就很难从里面飞出来。因为里面有窗户，窗外很亮、很美，鸟看见了，就直接去撞那窗子，它从来不想自己是怎么进来的，它看见了窗子，于是注定出不去了。说实话，我们很象是这只鸟。我们已经钻进去了，现在透过玻璃看人家过得怎么都好，自己怎么都不好，就是想过外边的好日子，可我们老是不想自己是怎么进来的。我认为《河殇》在开始想这件事了。它为我们找到一条走出去的路指出了一个方向，这种探索很有意义。
贺兴安（《文学评论》编辑部副主任）：
《河殇》有两个特征：一是走向清醒的自我认识；二是支持当前的改革、开放。一个民族走向清醒的自我认识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对此，我们的民族大概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次是“五四”，认识到中国的“老大”地位不行了；第二次是解放后，后来发生了“文
化大革命”，表明一个民族的解放只靠摆脱列强的枷锁是不能完成的；第三次是“三中全会”以后，前提是改革、开放。《河殇》不仅仅是几个青年人的作品，而是改革、开放后，整个文、史、哲学术界科学研究成果的电视化传播、展示。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清醒活跃的结果，是文化繁荣的成果。所以它很自然地支持改革、开放，这就是它的第二个特征。因此，我们全体人民应该重视并满腔热情地去支持它。民族的解放有赖于民族的自觉。《河殇》是精神产品，也应该用精神的方式去进行讨论、争鸣、发表意见。
郑也夫（北京社科院）：
《河殇》将深刻的思想与形象的表达方式相统一，井与大众传播媒介结合起来。我总想，我们的思想学术界、知识界怎样才能和社会联系，把所认识到的深刻思想不仅仅封闭在学术界而推向社会？《河殇》做出了出色的尝试。这使我想起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不久前，国内有人说，托夫勒的思想不是他提出的。确实，这是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贝尔提出的。但我认为，如果没有托夫勒，这种思想还只属于学术界。托夫勒的贡献就在于把它推向社会。我们的学者、思想家所做的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为了全民族的复兴。在这个信息和大众传播媒介发达的社会里，思想界怎样找到与大众的联结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河殇》给我们的启示。一种思想即使不是你提出来的，但你能把它推给全社会，那么，可以说这个功绩同提出这个思想一样伟大。
张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室主任）：
一、一个民族没有目标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把目标定错了，而且在这种错误的目标下进行狂热的运动的话，这比没目标更可怕。《河殇》从我国近百年来，从许多考虑我们民族发展目标的仁人志士的思考、奋斗、失败和痛苦中再次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而且是在新形势下，结合我们那些惨痛的教训提出来的。中华民族究竟向何处去？对达个问题，《河殇》中没有答案。答案应该在全民族的思考中形成。
二、一个目标提出后，能否实现？怎样实现？这是关键的。日本的伊藤博文，中国的严复，都满怀雄心去西方学习。但伊藤博文把日本领着走向世界；而严复却目睹了百日维新的失败，世界打进了中国。中国始终不乏有危机感的人士，但为什么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力量，在一个正确的轨迹上运行？这在危机感的传导机制和转向全民族后的运行轨迹上是有问题的，需要研究。
三、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才有力量和出路？我认为，一个能够深刻反思的民族，一个能够冷静分析现实，把握未来的民族才有力量。才有出路，才有希望，历史才偏爱这样的民族。所以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河殇》第六集关于专制和民主的三大特征讲得很好。我们刚迈出第一步。这样做肯定要和旧的体制、旧的思想观念发生冲突，这是正常的。历史一定要往前走。前天我看了《河殇》剧组收到的几十封观众来信，很感动。从离休干部到小学生，从党、政、军领导到普通工人，反应强烈，没有一封非议的。我从中感到了民族的希望。
（《文艺报》1988年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