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论》：《河殇》所贡献的悖论

王沪宁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河殇》笔谈录


《河殇》以生动的画面向观众展开了深层的思考。这种合视觉形象与理论剖析为一体的艺术形式的确是一种创造，可以称之为“视觉论文”。《河殇》凝结了编导者们对中华民族沧海桑田之变迁的沉思，同时也汇集了百年来先躯者们的梦幻和叹息。它的魅力在于其艺术上的追求与理论上的探索的内在逻辑的合拍，也在于艺术家与理论家真正分享了各自的悲喜优愁。

《河殇》向观众展开了浓烈的历史画卷，同时也展开了广阔的世界视野。我总觉得，它的贡献不在于使人们理解了“黄色文化”与“蓝色文化”的差异，也不在于使人们痛感文化的牵制和民族的中衰，也不在于使人们体验到世代的痛苦和新一代的憧憬，而在于它所贡献的悖论。《河殇》的基本精神向观众揭示，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内河文化、黄河中下游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带，北有难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有万里黄沙，而南有青藏高原，东临太平洋，所以产生一种隔绝的机制，使中华文化在农业社会的弥散状态下走向分散、走向封闭、走向超稳态。这里实质上是一种地缘主义的解释，从《河殇》的名称来说，也是一种“水缘主义”的解释。这一层揭示告诉人们，这种文化形态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否则这一层解释便不能成立。另一方面，人们又在叹息中华民族为何两千年来没有超越这种文化模式，有过的汉唐盛世和四大发明表明可以超越，《河殇》本身便是超越传统文化的宜言。这就是说，“水缘主义”是可以超越的。那么前一层解释的必然性是否存在呢？是否还是不可抗拒的呢？这便是悖论，两者都存在，两者相互否定。这种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地缘和人缘、水缘与血缘之间的悖论，贯穿整个《河殇》。历史没有解决这个悖论，《河殇》的目的也不在于解决这个悖论。在编导者的内心世界，这个悖论的出没是明显而有力的，在《河殇》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实际上潜意识地反映了制作者们内心中更为深层的思考和忧患。

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在历史和未来之间，在沉淀和升华之间，《河殇》都选择了后者。这几层关系都是上述悖论的不同表现形态。说《河殇》贡献了这个悖论，在于它使悖论更突出、更鲜明、更激化，把它贡献到更多的人面前，让更多的人知道悖论的存在，这是解开悖论的第一条件。也许人们不能摆脱这个悖论，但人们不能不知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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