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
在大学生们纷纷涌入招聘市场，一个个为花了几十元入场费却发现很多企业连一份求职书都不想接的时刻，在年年整顿今年年底又频发矿难的时刻，在全国工薪族莫名其妙被扣去几十、几百元方向不明的捐款的时刻，在80%以上的民众表示维持往年的“生活水准”成本高多了的时刻，在环境恶变信号空前强烈的时刻，在腐败大戏越唱越响的时刻，在各界维权人士遭遇新一轮打击的时刻，一部叫做《大国崛起》（下简称《大》片）的电视片正播得热火朝天——幸亏是说别人的故事。维权早已一把辛酸泪了，更主要由民众的血肉昭告了“无权的痛苦”——“非政治的政治”被政治嘲弄、虐待、践踏得惨不忍睹。也正是所谓“和平崛起”、“强国梦”最慷慨的注脚了，“负责任的大国”不过是庞然大物、大话西游的“大国”。那么，据说“应观众要求”祇在央视二套一播再播的《大》片，有没有反映诸大国民众如何争取权利、运用权利、官方又如何因应民权运动的内容呢？
有人说，《大》片堪与《河殇》媲美。这当然首先需要放在1989前后的政治比较中来看了，也就是：1989之后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开明时期的《河殇》一播后立即遭到封杀，套用《大》片的解说词：“席勒问：”德意志在哪里？‘“我要问：”尊敬的《河殇》主笔苏晓康先生在哪里？中国在哪里？“回答是：”不义在权痞暴富集团手里；道义在内外流亡的苏晓康们心里！“
的确，《大》片有丰富的史料，前后有上百位中外学者的插叙与点评，也够学术了，比起恶搞娱乐化的电视来可以称得上严肃了。但是，目睹了17余年的恶质蜕变，仅仅近20年的光阴耗费，我也要毫无苛求地说：《大》片太小机灵、小心眼、小算盘了。如果你还算是一个有点思想的读者，那么，你祇要看看任何一位中国进步学者、新闻人、言论作家的哪怕任几篇文章，而且是在大陆发表、出版的，你也能得到比《大》片给你的更多益处。我这样说偏激了？要求高了？不知道“拱卒”的苦心与意义了？是的，我完全不必回避种种“稳健”的批评，但我看到的苦难与危机告诉我：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基准决不能放松、撤退，面对“搬动一张凳子”、“打开一扇窗子”（借用鲁迅的隐喻）还要流血的中国，《大》片祇是充满知识、资料的大而无当之物。作为严肃的历史知识普及读物，它充其量祇能打59分。
我当然知道：不可能说的可以不说，但可以说、说透的一定要说到位；当详则详、当略则略，可《大》片呢，有无、详略都大多失当。
一、一部“历史宣传片”
我祇看了该“历史宣传片”关于德国、俄国的各半集，是偶然看到的。长期来除了吃晚饭时看江苏电视台的《孟非读报》（就5分钟时间），和无聊、休息时随意看看央视科教频道、经济频道、体育频道和（碰到的话）“新闻调查”、“经济报道”、“海峡两岸”（毕竟可以看到多少有些可亲的异域场景）等栏目，其他电视节目我都不看的。有几个朋友跟我说“不妨看看《大》片”。于是通读了一篇解说词。总体印象是：价值杂乱、思想暧昧、所涉史实剪裁基本落在官方需要内，但有一定的知识价值（这本身当然无害甚或有好处）。
我所以称之为“历史宣传片”，而不是“历史资料片”、“政论片”，是因为透过知识、学术的包装，就不难看出它为巩固 “权痞暴富集团新秩序”服务的马脚来——不管编创人员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当然需要从中国常识来看）。好谈不上，祇能算是相对不坏的“宣传片”，但愿在没有各种自由（包括经济自由）的当下中国，观众自发的再解读应当不会比《大》片本身的局限更糟糕。否则的话，被《大》片俘获的观众，会淡化对苦难的感受、远离对自由民主的诉求，不经意地就会陷在官方话语圈套中。
我归纳了《大》的主题词，一级主题词有：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强人政治、军事实力、重商主义、有限开放、经济强国、国情路径、文化自本；二级或三级主题词有：闯进（像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贝尔女王支持探险那样？）、官民互信互谅、拥戴“伟人”，增强权威吸引力、内部凝聚力、文化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妥协、和平，教育、科技、市场、创新、自主新产品……基本上没有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共和、公正、平等，有的主要祇是在总结性的最后一集中的一闪而过、一带而过。按照主要编创人员说的，片子主要说的是现代化是几百年来的世界主潮流。但是，如果说近代化主要是技术家（其实少得可怜）、商人、新式权贵（例如日本下海经商的“首相”——《大》片基本没有说日本的官商勾结）们致富的事情，而民众主要是从农民转为（我不说沦为，因为农奴的日子想想例如中国被征地、拆迁农民的惨像就知道了）雇佣工人，那么，现代化是无论如何不可不谈各种民众权利运动的。可是，我没有能够看到普通民众的政治身影，尽管有马克思、福利等等字眼出现，但难道福利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吗？难道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实践贡献的无产者运动，就真的对现代化毫无积极作用吗？连罗素都十分敬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其实是自治的）运动都可以忽略掉吗？至今也应当说与社会主义密切关联的社会民主主义，就真的可以视而不见吗？
是的，《大》片是说到了法国的《人权宣言》，也基本正确地说到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贡献，但整个法国一集突出的大革命中的血腥、拿破仑、戴高乐，启蒙运动与百科全书派连字眼都没有出现，伏尔泰的面貌则模糊不清。巴黎公社难道就不值一提？俾斯麦的福利政策完全是从铁血中的开明恩赐而来？英国的费边主义不是很温和完全可以作为妥协的经典解释一下的么？可以介绍人家曾经残酷使用童工（“最小才4岁”的是一独立雇员吗？我怀疑这一史料的真实性），但难道就不必介绍美国工人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贡献吗？
是的，《大》片是说到英国的《大宪章》、法国的《拿破仑法典》、美国的制宪会议，但没有说到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美国的权力分割与制衡；需要而且很需要说到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振兴强国中的官商勾结、财团垄断，但为什么对几十年与腐恶、不公战斗的普利策避而不提？
是的，《大》片说到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但却没有强调、突出权力的守夜人思想，没有交代斯密并没有市场万能论，尤其是不该忘记斯密也强调发财致富的道义性、公正性。对美国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和罗斯福新政说得算是比较好的了，但不该祇是强调政府干预这祇“看得见的手”，尤其不该闭口不提当年美国顽强的独立工会运动，好像凯恩斯给罗斯福的一封信有了决定罗斯福决策大转弯的“蝴蝶效应”了，又好像“苏联的一枝独秀” （《大》片作者的中为苏用、今为古用）其发出了罗斯福的新政，借用秦辉先生的话，这祇是《大》片作者脑中“中国伪凯恩斯”存在的“反映”使然——尊敬的《大》片学者们，历史当然不是这样的呢！即便是《我有一个梦》，也祇是民权运动的一个符号而已呀。
《大》片作者不是以意在推动中国的政治妥协自许吗？很好；《大》片作者不是以期盼中国国内的和平自期吗？也很好。但是，忘记或回避真实的他山民权运动之玉是攻不了中国一党专政之顽石的。
《大》片主笔麦天枢先生在接受《亚洲周刊》记者江迅的采访时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的目标应该是在内部，社会不能再有大波折，要学习历史妥协，建立历史理性，因此《大国崛起》重点突出了大国内利益集团妥协、合作的过程。”“这部电视片最初提出是总制片人、总编导任学安……2003年6月，他找我说想拍这部电视片的念头。他的直觉很好，最初的动机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正在崛起，世界大国崛起的经验对中国无疑是有价值的。……过去指和平崛起的概念是对别人没有威胁的，是在世界各国友好中的崛起，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的目标应该是在中国自己内部，社会不能再有大波折，世界市场和经济秩序已经建立，那种弱肉强食、你争我夺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世界和平的大格局调整下进行的。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政治变动的方式是震荡的，目前还没有理由，也没有经验说，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个怪圈。中国社会和平崛起，根本的任务是国内不能出现大的政治震荡，不能消耗已经有了的改革成就，各阶层、各利益集团，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改革的目标。西方在寻求妥协的过程中，毅力非常顽强，极有历史耐心，这种理智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仅是民众缺乏，知识分子也缺乏。”
看看吧，将“和平崛起”诠释为“和谐社会”，这本身当然很好，可为什么不说说党国的官僚最缺乏“妥协”，“为富不仁的周正毅”（秦辉语）们压榨民众总不肯“让步”呢？如果我是记者，我是一定要问问麦先生的。像威权主义者萧功秦祇说中国有暴民造反传统一样，聪明的麦先生祇说“民众”和“知识分子”缺乏妥协智慧。写过好几位中共政要评传的麦先生好像不知道，中国的“民众”和“知识分子”连妥协的机会都没有，而祇有奴隶般地忍气吞声、牛马般熬日子的份呢！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同样富有语境意识的麦先生的老同行卢跃刚、李大同们，他们或许就是“缺乏妥协智慧”的？事实当然根本不是这样的。
《大》片的宣传主题其实在他的学术指导钱乘旦先生那里早已确定。细心的人们当然不会忘记，2003年11月24日， SARS阴霾刚刚散去，有着众多学术头衔、政府奖赏的钱乘旦先生被请进了“中南海进讲院”——钱乘旦教授在电话中对记者说：“这是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讲解。”“就9个国家近代以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及这9个国家兴衰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讲解。……中央领导的提问，非常敏锐，非常有洞察力。”记者的报道没有提到钱教授夸奖的具体“提问”，但概略介绍了钱教授强调的9国三大经验，这就是：重商主义、稳定、开放。闹了半天，9国不如1国，无数人不如一个人，邓小平在据说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孤岛般的局面下，摸着石头过河地三两下就弄出了学术权威说的9国三大经验了。
顺便说到，当时我看到报道便立即给南京大学一位师友打电话说：这位钱教授鼓吹的重商主义是投怀送抱啊，连几百年前的重农主义都不如了。
二、《大》片的隐衷——中国式暴富户心态
为了巩固“改革成果”——我多年坚持揭露的“权痞暴富集团新秩序”，《大》片作者中体西用地说到：“有历史学家认为，近五百年来，真正意义上拥有过世界霸权的祇有三个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接力棒式的创新和发展。学者们还认为，英美两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中体西用的说词呢？当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者“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啦。那么，三国的制度保障究竟是有哪些呢？大致排一排，不过说了专利（《大》片前后有大篇幅重复）、股份制、银行、国王与新贵议会的游戏规则、福利（俾斯麦）、反垄断（美国；这是好的）。就这些。显然，《大》片的解答比诺思、杨小凯们，比秦辉、肖雪慧、何清涟们差远了，甚至比文艺界的吴祖光、沙叶新们也不如，不客气地说比太多我这样的“非专家”也相形见拙的。单说国王与新贵议会的游戏规则吧，实质是英国的保护私产制度，但《大》片却不肯说学界已耳熟能详的“无代表不纳税”。这是为什么？想想吧，这样说让普通工农观众听懂了不麻烦吗？联系多年来人们要求提高富人税率、改变普通工薪族是主要纳税群体局面的呼声，我猜《大》片既强调保护私产又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意图是：暗示中共开明派要尊重若干年来富人缴税相对太少的利益格局，甚至像例如最近胡德平先生对原罪缺乏分析的说法那样，对已有的不法财富睁祇眼闭祇眼含糊过去，甚至干脆如张维迎、厉以宁们说的那样一纸赦免令算了。顺便说一句：据我观察，“民运圈子”或“维权圈子”、“基督教圈子”、“异议知识圈子”中，类似的声音越来越多了（如果不是占了多数的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权痞报复集团”的为“万一出现情况”（小振荡；大振荡自然他们一定无可奈何）准备的“渗透与控制”，基本到位了！别看表面上有多热闹吧，“圈子性局面”越来越黑暗了！“中国式新自由主义”与“中国式伪左”的言行乖违越来越两极相逢了——认真、再认真地想想秦辉先生深刻揭露的“右派还是左派得势”的“国情”吧，再想想各种“圈子人物”有几个真正认同“共同底线”的吧。
再说专利吧，在中国有多少人脉匮乏、官商不顾的发明者真获利的？有多少侵权得到了有力矫正的？穷得温饱堪忧的发明人多的是啊！再想想学术腐败、学位腐败、职称腐败吧！一个专利又需要多少制度的保障配合？《大》片为什么不请一些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作学术指导呢？一个中南海进讲能指导多少呢？《大》片是够大的，但大在经费、大在话题、大在接受访谈、被“断章取义”、“七支八离”地糟蹋的学者的数量上（我就不相信例如资中筠先生就祇可保留那么三、四句话）。而它的主创班子何其小也！
《大》片凡12集，每集50分钟，介绍的大国就是钱教授进讲的9国，其中英、美各两集，但即便是麦先生想努力表现的妥协文明，以我有限的知识论，《大》片连轮廓都没有交代清楚。依我的观察力判断：它也不可能说清楚，除非它不屑在央视露面，或者除非它不想按照不可或缺的预先预后总会有的指令露面。
第一集告诉观众的主要是：强大的王权使葡萄牙人有了强烈的民族归属感；西班牙航海探险家发财成功，无敌舰队威镇四海。葡西靠了掠夺殖民地而崛起。看了第一集，一般观众相比都会带到“强者打人、弱者被打”的历史观中去。感谢《大》片让我知道了，原来首先说“落后就要挨打”的恰恰是率先发起“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斯大林。但这至多祇部分反映了前现代历史，与主创人员想要表达的和平崛起的现代化主旨南辕北辙，反倒给观众太强烈的感触：“中国也要崛起、将来也要……”
这一突出强权、霸权为财富护航的军国主义视野，至少在德、日、俄（苏）的专集中有同样集中的表露。
第二集讲荷兰，说到一个渔民发明了一刀除去鱼肠加腌制的办法，使荷兰的鲱鱼能够在全欧洲畅销，由此演绎到荷兰的一系列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创造，“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跨越式发展”这一今日官方“大跃进”的翻版，也是《大》片多处呈示出的暴发户视域。对此，我当然然深不以为然。我对荷兰却有另一种肯定更为现代的印象，那就是：在天主教、加尔文教疯狂实行极权统治的时代，荷兰是宗教迫害最轻微的民族，这里常常是一些别国异教徒的避难地，很多后来逃向新大陆的异教徒，就是首先来到荷兰的。比荷兰鲱鱼更珍贵的应当是最温和的宗教改革家爱拉斯谟，和富有博爱、自由、科学精神的草根思想家斯宾诺莎，以及作为文艺复兴骄子的一代荷兰油画家。其实，中国古代近代的民间经济创造也很可观，而四大发明绝不比荷兰鲱鱼逊色，对人家的鲱鱼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之类的创造过多注意，恰恰是缺乏反思意识的表现，需要有的反思主要不在从轻商、抑商到重商、崇商的物欲视野，而必须首先懂得荷兰鲱鱼时代最重要的是“文艺复兴”——这在中国至今还没有出现过呢！
《大》片从西班牙国王宣布荷兰是西班牙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荷兰人将自己的国家托付给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讲到荷兰东印度公司、17世纪中叶海上马车夫的全球商业霸权牢固建立——“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乃至1688年9月，一支载着荷兰最高执政官威廉三世和两万名荷兰士兵的庞大舰队，前往英国收获光荣革命的果实，所有这些张扬的都不过是经济主义、黩武主义。我注意到，《大》片最要害的地方是强调各国崛起道路的各各不同，散发出来浓烈的相对主义气味。这当然呼应着左支右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国说辞。讲到现代化有其普适原则的祇有一处，而且很笼统，并且是日本学者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熹家：日本实现了现代化，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现代化不是西欧独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有普遍意义” 不是普遍主义（绝对主义），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当然有一些非基本（可能很有些重要、紧要）的特殊性，但相对主义肯定是谬误。特殊主义、相对主义当作消极的时候，是要拒绝公义、外来正义；当作积极的时候便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人（国）头上，例如德国军国主义者叫嚣、推行的“德意志人天生就是上帝派来统治世界的。”这个对外的“积极”其实早已在内部发作，那就是统治者将其意志强加到民众头上。这中间，正如美国一位人类学家所说：文化相对主义常常为权力的血腥统治提供辩解。所以，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但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付诸实践的现代普遍性，则是不容拒绝的，因为它将每个人的平等权利等作不可侵犯、消减的天条。而相对主义在实践上无不显示为少数统治者的权力至上主义，多数民众则被当成工具。
依田熹家教授为什么没能在中国的《大》片中把现代化的普遍性说具体一些呢？
三、闪光点和补救性的末集
依田熹家的话是在堆砌着泛泛议论的最后一集中出现的。
最后一集从思想性看是《大》片中最好的。《大》片分述各国诸集中写得相对较好的是关于英国、法国、美国的五集，遗憾的是这五集缺少切当的评论；写得最差的是关于德、俄（苏）、日的三集，差的原因是隐欲（有太多的“自我镜像”）和现实外交忌讳共同作用使然，甚至更缺少必须的评论。限于篇幅，这里祇指出有基本知识的读者一定会感到遗憾的，战后德日振兴的根本、东西德统一的实质、苏联解体的致因（连出现在《大》片中的俄共现书记久加诺夫都从未回避过）诸端，就够了。大概《大》片的最后一集正是出于学术良知作出的有限补救吧。学术指导钱先生说了这样一段很好的话：“英国最早地确立了现代的国家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这样的一套政治制度，在英国都是最早地确立。这样的政治制度能够使得这个国家长治久安，长久地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如果将这样的史识连同相关史实夹叙夹议于英国部分，而将该部分例如有关瓦特、牛顿、工业革命的技术细节、“日不落帝国”的牛气等等，作一些精简，换上这段概括所对应的事实，难道不是更合适吗？
平心而论，主创者们的知识量有着很好的积累，全部解说词的风格也很出彩，尤其是片中很有些思想、价值取向上的亮点，例如能够包容莎士比亚的女王、德国洪堡大学的学术独立、彼得大帝隐身求学荷兰、日本学习西方的扎实——当年出访、留学欧美的日本人归国后出版了众多著作，日本的严复竟是成批出现的，相比之下，尤其邓小平访美以来，中国的官员们与公费旅游的观光客无异，甚且丑态百出、劣迹斑斑，丢尽中国人的脸面。有一个临沂市的现任书记倒是写了一本不坏的书，祇是以陈光诚为人格标志的临沂民众的维权困苦，永远记录了他的罪恶！
作为本土观众，《大》片中我最欣赏的一段话是现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当教授的郑永年先生说出的“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在一个内部，自己的 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 的。”
引起我警觉或者反感的话则很多，例如应当由麦先生作为主要责任人的一段解说词是这样说的：“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永远的霸权国家。大国的兴衰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从大国崛起到持续强大，然后转入衰退，是一出需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历史长剧。”
这段话的前面说到了大国的崛起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又有现在很走红、有时也有些开明气象的吴建明先生的话，意思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是由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的。我要问吴先生的是：当年的北美洲落后吗？五月花号所彰显的北美自治，难道不一直是美国生机的“遗传基因”吗？
“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历史长剧”是一党专政的中国果真能够超越列强，称雄世界吗？
出于慎重，我在发稿前上网看了看相关评论，我认为有些重要的学者基本上没有出手的，祇见到尊敬的袁伟时教授接受采访的报道。有一篇署名为“《南都周刊》副主编”，称“来源”于《南方都市报》的评论文章，不客气，题目就是《“大国崛起”的命题太势利》。文章说道：“这部纪录片的效果，全然‘功夫在诗外’，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解读。假如它的名字叫‘西方的道路’，而且放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它一定不会引来热烈反响。播出频道和时段的重要，不仅是观众多了，更重要的是，大家会从中揣摩其意图，并相信这不仅仅是中央电视台的意图。”
是的，仅仅从文理看就该叫“西方的道路”。因为，次第出现的9个大国有过起伏、波折甚至沈沦，但正如《大》片本身所呈示的那样，如今连俄罗斯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振衰起弊呢。解说词说什么大国像中国的皇帝一样，黄袍轮流穿，明天上我身，并不是这样的，不是兴衰轮替，而是都走在了民主宪政持续发展的大道上。“崛起”既名不副实，小帽子罩在大头上，又暴露了“它们总会衰落，看我崛起吧”的轻薄狂妄。
袁伟时先生的评论很温和，但也强调指出：这部“政论片”很多地方说得很不到位。如果南都报的文章说到了要害，袁先生看到的“不到位”就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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