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论》：《河殇》引起的思考
王纪言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河殇》播放，兴奋不已，但我看电视界比思想文化界的反应在兴奋中更多一点冷静。电视界有其独特的思考，我也愿加入同行们的讨论。
《河殇》与《黄河》
我主张要注意电视节目再创作的可能性。在一篇文章中，我曾写过如下一段话：“我们应该让自己单一的思路更开敞一些。电视节目的形式要比电影活泼而灵活得多，电视的观众需求要比影院观众多样而复杂得多，一个大型节目通过电视载体的出现，不应变得自我封闭，而应该更开放和多元化”。《河殇》可以算作电视节目再创作的典范作品，它的制作始于大型系列片《黄河》正在播放之中，它的出台紧随《黄河》之后，我认为，谈《河殇》不应离开《黄河》，它是《黄河》片向全新视角的再创作。
在《河殇》所产生的令人瞪目的播出效应面前回顾《黄河》，不免让人黯然神伤。十几个人的创作、几年的经历、逾百万甚至更多的投资，把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主题的“黄河”收入三十集篇幅之中，用“CCTV特别节目”的形式推出，但得到的却是每一位电视工作者所最不期望的平静、沉闷、冷落的低效应。原因何在呢？
也许缘于近年来电视台大型系列片上马过多、控制失当……
也许《黄河》没有找到有别于《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的新形式……
也许《黄河》没有捕捉好历史的闪光点和现实的兴奋点……
也许观众不愿意接受在这个时机推出的、用这样一个面孔出现的《黄河》……
也许《黄河》摄制组缺少了一点创作班子最为宝贵的真诚火热和谅解无私……
也许这些都不是，责任应在电视台本身。为什么同样是黄河内容，日本NHK同时制作的、似乎并不比我们高明多少的《大黄河》却在日本全社会造成了以“黄河文明”为内容的大效应呢？形成了在世界七个主要西方国家联合播出的大趋势呢？
《黄河》摄制组也辛苦啦：尽管他们的失望多于满足。但它毕竟把黄河搬上了屏慕，用真实的而不是造作的、浓烈的而不是冷漠的爱国主义情感，完成了对中华民族的先人和今人怎样建设我们生养繁衍之地的美好祖国的赞歌。我觉得，当我们在齐声呼唤《河殇》的时候，呼唤这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的时候，不能同时去撕下另一面旗帜；当我们在首肯《河殇》“极大地提高了电视的档次”的时候，不应该有意无意地贬低同是电视台主持节目、同样由文化精英参与制作的另外节目的档次；当我们在惊喜青年人的反省开创意识的时候，更不可拿所谓“老一代由于固有的思想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落伍了”来反衬。当我们把自我喻为“精英的文化”的时候，不需要把大众所喜闻乐见并跃跃欲试的、社会各路精英大显身手的文化现象统称为“庸人的文化”。《河殇》就是《河殇》，它从《黄河》的基础中走来，站在《黄河》的“高原”向“山峰”攀登，它的成功并不是什么费解的现象。
《河殇》成功了，以其沉重的反思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打动了亿万观众。我想，如果《黄河》也成功了，以共真诚的追溯和璀璨的讴歌感染了亿万观众，那该多么好呵！如果同主题同效应的作品两者不可兼有之，让我来选择的话，我将更倾向于要后者。
编导与撰稿人
与思想界、文化界知识分子的“触电”意识相比，电视界所渴望的“思想文化介入”强烈而又主动得多，所以，我们在称颂那些“绝对出色的撰稿者”的同时，更应赞赏“绝对出色的编导者”。我还记得与夏骏在他研究生即将毕业时的谈话，当时的《黄河》即将开l始进入后期制作，他要去参加，他是带着对《黄河》的许多问题去的，很想通过《黄河》进行探索。可是，他的思考已无法在《黄河》既定的风格样式中实现，但他却不肯罢休，争得了再创作黄河专题的机会，独立执导了《河殇》。这在中央电视台是没有先例的。夏骏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专业本科，又在田本相教授的指导下向文学方向专攻。研究生期间，他随导师抽空采访了中央电视台十几位有代表性的老记者、老编导，这些学习经历无疑为他走向电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次创作中，我很欣赏夏骏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信心，他不是在《黄河》的边角余料中挑选再编排，而是对黄河从哲学文化意义上进行了再审视。电视节目水平的提高，有赖思想文化界的介入，而更需要电视工作者自身思想文化素质的增强。不能设想，一位较少学识的电视门外汉会在屏幕上与文化精英进行紧密而有效的合作。电视毕竟是以编导为主导创作者的艺术，编导自身的文化品格、学术眼识、创作风格将直接影响到作品。参加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节目撰稿的学者们，几乎都在“触电”过程中与总编导戴维宇找到了合作契机，这不是简单的编导与撰稿的融合，而是文学与形象的碰撞，是学识、思路、风格通过电视载体出现的“1+1≠2”的闪光。但是，同样是这些大手笔，为什么出现在有的电视节感中却显得创作力柔弱呢？担负编导节目的同行应该多从自身找找原因，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品格和学识水准有碍于和思想文化界的联姻呢？
因此，我想建议象理论界瞩目《河殇》的撰稿人和学者那样，电视界应更多把目光放在节目的编导者身上。没有他们的创新和努力，一切“介入”均为空谈，中央电视台应该有更多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和文化品格的编导。
政论与形象
看得出来，这次电视艺术同哲学政论富有创造性的合作，双方都是愉悦而又痛苦的。电视从宏观上拓宽了视野，得以进行全面文化反思并造成较大范围视听者心灵的激荡；电视在微观上由于注入了解说所赋子的时空感和哲理性，似乎有效地加大了属于电视本身的形象语言的内涵和外延。夏骏为此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痛苦思考是令人首肯的。面对解说构架所提供的内容和情绪，与之相配合的画面形象却有时显得力不从心，用“万能画面”添补铺天盖地拥来的而实际上是无法添补的解说流程，这不能不说是电视编导者的痛苦。电视毕竟是偏重视觉的文化，现在流行着一种解说优先的节目创作方法，对这种手法偏爱的撰稿人似乎夸大了解说的自我完整，殊不知画面的表述力是有限的，而不会万能，解说词如不考虑视觉形象表达描述的局限，也会带来某些遗憾。在充分考虑形象所提供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来构思解说，也许会更好些。《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话说运河》的创作虽不同于《河殇》但它提供的经验也有普遍意义。电视编导与作家学者的合作过程，是双向同时进行的创作，不仅需要构想上的一致，还需要“多次地从画面到文字，又从文字到与画面配合的反复推敲研讨，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形成节目的完整的创作。没有这样一个默契而严格的合作过程，即使是文学界的第一流的大手笔，也难以将自己的所长融会到电视节目中来。”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的优秀政论片，象苏联的《普通的法西斯》、美国的《被误解了的中国》、联邦德国的《想往未来》，这些影片的创作经验，仍然是值得汲取的。应当说，编导和撰稿人也是考虑到如何把理性思考转换成屏幕形象，但是，如果不能恰当地找到思想的画面表现，找到形象的主体，那么思想就不可能在屏幕上展开翅膀，也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效应。《河殇》中不乏这种思想与形象结合的地方，如《寻梦》中的“龙”，《命运》中的“长城”，《忧患》中的“大水”和“动乱”，《蔚蓝色》中的“海洋”作为结构思路或多或少提供了节目整体形象设计的依据。而《新纪元》一集，既较多游离于黄河主题本身，又没有形象凝聚点，就显得有些逊色。
在这里还需提一笔，《河殇》综合感染力的出现，不能忽略对张家声先生播音处理和潘宝瑞编辑音响搭配的肯定。政论解说中能够自然带出情绪流向和节奏韵律的部分，才能较好呼应画面和音响，象《蔚蓝色》结尾黄河入海口，《忧患》中开封城两个人物的故事，《灵光》从张衡墓讲知识分子命运，还有卢舍那佛的描写，《命运》中北方蒙古高原的苏醒以及《寻梦》有关人类在黄河中接受挑战的部分，等等，都构成了政论与形象综合的视听碰撞力，是很容易把观众卷入“形象化政论”的漩涡，可惜，这种具备了电视化的“大手笔”段落在《河殇》中还不很多。对于精英们走上电视屏幕，我还想谈点看法，那散见于六集节目中的十三个讲话段落，我觉得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被称作“实现思想界与电视界合作”的实体演播馆部分，学者们面对电视的摄录机表现出来了一定程度的陌生和不适应感，他们用语言面向观众表达出来的思路远不及运用文字那样自如，他们还不习惯于在短短几分钟内为所要谈的哲理找到形象细节和内心情感的触及点，相比之下，十三段中文学家（比如山西、山东作家）和实干家（比如开封市长）的讲述却显得轻松又实在一些。这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学者们纷纷青睐电视媒介的时候，电视也在挑剔学者们。电视要求思想文化界更多地提供适于形象化表现的精神食粮，屏幕要求精英们出现亲切、幽默、循循善诱的面孔。也许令学者们惊恐的是，象那句著名的格言“我们永远不要低估大众的智慧”一样，我们也不要低估电视的创造力。在电视上获得成功并不比在学术上耕耘轻松多少。机遇是均等的，但成功会更多地留给懂得电视、理解电视、研究电视并频频“触电”的精英。
1988年8月
《河殇论》：必要的辩护
《河殇论》：必要的辩护
王单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三十年仅一见的奇观
就在中国电视迎接自己而立之年时，始则悄悄，继则轩然，一部标志自己而立之作的《河殇》在荧屏上出现了。
这是一个横看竖看都不怎么顺眼的“怪胎”。
有人欢呼。有人侧目。有人摇头。有人挑剔。更多的人在思素。
由于播出时间太晚，有位老画家让家人务必在《河殇》播出时将他叫醒。
呼和浩特市某条街上有名的几个“泼皮”，正在街上胡闹，突然其中一人喊了声：“《河殇》开演啦！”于是做鸟兽散，跑步回家看电视。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国际商报》、《北京青年报》不厌重复，纷纷刊载《河殇》解说词。
《河殇》摄制组及作者收到上千封热情洋溢的观众来信，表达的只是三个愿望：深深感谢；索要解说词；请求重播。
一位十五岁参加革命的老八路说，《河殇》让她冷静地思考自己一生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后人将如何评价她们这一代人。
一位因病待业在家的矿工的儿子说他虽然弄不懂《河殇》所说的那些关于文化与历史的道理，但《河殇》使他灰色的心震醒了，他要联络几个待业青年干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一位观众说他已办好一切出国手续，然而正值此时他看到了《河殇》，他突然觉得他必须重新选择。
上海、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们或座谈或撰文，对过去不屑一顾的电视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这都是因为《河殇》。
一位老太太来到国际电视服务公司购买一套《河殇》录像带，说是受居民委员会的委托。
武汉市从7月20日至8月20日，组织了以《河殇》为主题的暑期夏令营。全市青少年开展了以《河殇》为内容的演讲与征文比赛。
…………
在文艺界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再有轰动效应，并预言那种充满热情的作品己经过时的论调正时髦的时候，怎么会在中国大陆冷不丁地旋起一阵夏季《河殇》旋风呢？敏感的外国驻京记者和时刻关注着中国政治气候的外国商人们，已经把《河殇》的播出作为一个“信号”迅速发射到全世界。
这是龙年的热门话题。
这个中国自有电视三十年来仅仅一见的奇观，已有人按照社会学的惯例，命名为“《河殇》现象”。
批评界的困惑
《河殇》刚刚播完，便进入一个微妙的“冷战”时期。关于《河殇》命运的种种传言，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新闻界不翼而飞。应该说，这多少有点干扰了对《河殇》的正常讨论。
《河殇》命定是要承受批评的，这不仅因为它那放胆的议论，似乎也不仅仅因为它的跳跃性思维与文学的象征手法所留下的大量可供人们任意发挥与填充的“空白”，当然也不仅仅因为出于主题需要面对某些历史史料的“剪裁”。
《河殇》注定要承受批评，那是因为它的主题的无比鲜明，倾向的毫无隐晦，态度的极其明朗。锋芒所向，针砭沉疴，无所痛惜与留恋；向往所在，倾心求之，绝不旁顾与张皇。
有人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这是所有以批判传统为己任的作品必不可免的头一顶“荆冠”。送此荆冠者似乎故意不懂：并不是所有以传统为对象的文章都必须写成“年终总结”与“个人小结”的。那种对于优点与缺点，精华与糟粕动不动四六开、三七开的搞法，我们不能要求于所有人、所有事和所有文。批判不等于虚无，更不是什么“主义”。何况《河殇》以满腔热情讴歌了我们民族在今天的新建设。如果承认历史并不等于过去，而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过程，民族也不仅仅指我们的祖先，还包括我们自己与我们的子孙，那么，《河殇》就不仅没有搞什么“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而是在为历史与民族的建设呐喊鼓劲。事实上，来自工人、干部、农民、个体户、店员、待业青年、学生手中的信，都表达了一种振奋、昂扬、积极的情绪。如果说《河殇》是一部虚无主义的片子，怎么解释这种社会接受现象呢？
有人说《河殇》用过于严肃的语言在谈一些众所周知、不成问题的向题。对这种如此“贵族味”的论调我们实在感到惊愕。也许这位批评家在其沙龙或学院里已无数次地谈论过比《河殇》谈及的问题深刻而广泛而超前得多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我们不要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电视主要是给谁看的？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十年前就谈过某些问题而今天就不能谈，否则就落伍于时代与实践的视界。因为道理很明白，黑格尔与马克思百年前就谈过的问题，我们今天仍然必须用“严肃的语言”再次而多次地谈沦。这位十分熟悉卢梭与康德的批评家也许应该知道维持根施坦的话：“我还在进行新的哲学探讨，而且被它深深地吸引。这是我不断重复的原因。它将变成新一代的第二本质。重复使他们厌烦，而我感到重复有必要。”问题也许不在于《河殇》重复了思想界什么时期的思想，是十年前的还是十年后的，问题在于即使是十年前的思想中国十亿人中有多少人知道，有多少人了解，有多少人跟思想界一起思考过？如果在《河殇》观众中，有千分之一的人由于看了《河殇》而达到了十年前思想界的认识，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举手加额，大加庆贺了。更何况思想的高低本来就不是用时间先后来衡量的。
有人说《河殇》是用“高射炮打蚊子”。这话的意思是说，《河殇》在基本点上失落了对象。他们认为《河殇》对着中国的历史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是在打死猫。因为如果对“五四”时期的人们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只猛虎的话，那么现在它只是只死猫了。《河殇》那么认真地去打死猫，岂不滑稽可笑？可惜的是，仅仅一个“五四”运动根本就没有力量把它要打的东西打成一只死猫，《河殇》所抠出的每一片历史幽灵，在今天的现实中都有其可怕的“虎影虎踪”。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已不是一个单一的传统的遗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每一个大陆当今的中国人，都要受到古典传统、“五四”传统、延安传统、五十年代苏联模式传统和“文革”传统这样五大传统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越靠后的传统，由于记忆越新，因而对我们思想与行为规范的影响越直接。但是，远古的历史阴影也渗透在后面的几大传统之中，因此，我们在对包括“五四”传统在内的后起几大传统的反思中，仍然必须把“五四”运动的批判继续下去，这不仅在于“五四”运动远远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目的，而且在于旧传统中的东西结合上一些新的不健康因素，在后起的几大传统中有更为扭曲变形的恶性发展。如果能冷静地全部看过《河殇》六集，观众应该能够看清楚，《河殇》的重点是在现实。它不象有些批评者说的那祥是回避现实而专骂祖宗。《河殇》的社会震撼力绝不仅仅是揭几个历史的疮疤所能奏效的，它对许多现实问题部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它也不象有些批评家说的那样，在呼唤新的文明时没有那种深刻的犹豫与痛苦。但是，它绝没有超前到想把西方现代社会理论对工业文明的困惑与批判拿到我们这个尚在为温饱和基本教育而挣扎求生的贫困国家来，它没有那样轻松而潇洒的超前意识，因为它痛苦地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充当那种“智者”的角色。这样的“智者”心态所反映的，除了深层意识中对新文明的拒绝与害怕外，没有别的。这样的“智者”之虑才是真正的不合国情。
有人批评《河殇》对不该说的东西说得太多。他们认为，文化与历史都是不可选择的，怎么说它也已如此。如果每个国家和民族都纠缠自己的祖宗，同自己的历史和居住环境过不去，那它们怎么去建设？他们断言文化是不可比较的。硬要比较，那是幼稚；硬要反省，那是“高级牢骚”。的确高妙绝伦。很有绅士与学者风度。依此推论，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改良、改革、革命者们用语言与文字所进行的文化的自我批判都是“高级牢骚”，无济于事了？不管历史是多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历史终归是以人为主体所创造的。人对历史是有所作为的，为什么人不能对历史进行思考与批判呢？当我爬过一个山头，突然发现山那边也住着人时，我为什么不能拿他同我比较一下呢？没有比较怎么谈得上反省，没有反省怎么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怎么谈得上学习，没有学习怎么有进步与飞跃？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如果是以现实为出发点的，问题是从现实运动的阻滞与困惑之中逼出来的，那么，它就绝不会是“高射炮打蚊子”。“高级牢骚”论者可以休矣。
希望在被世界与历史共同唤醒的中国人
日本《选择》杂志载文说，在最近进行的一次对北京初中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几乎没有人知道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朱德、刘少奇等人的名字；只有22%的初中学生知道毛泽东做过什么事；对于最孚众望的周恩来，知道的人也不到50%。而他们熟知的人是一休、霍元甲或陈真。在《河殇》的观众来信中，有一些初中生对《河殇》中所揭示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资料镜头感到极其惊讶，表示完全无法理解：人怎么能这样？他或她来信说，他们作为中学生，对“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一个人。这使我想起《红楼梦》中的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真是令人担忧和害怕的现实。通过新闻我们所了解的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是暗杀、恐饰、天灾、暴乱加狂热的体育运动的大集锦；对历史，哪怕仅仅是十年前的历史，却是一片遗忘的深谷。离开了纵和横的这两个方面，我们靠什么使人产生思想与意识，尤其是正确而全面的思想与意识？《河殇》纵有千般错，万般罪，但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观察世界与历史与现实的“视点”，哪怕在这个视点上我们的多识之士看到的仍然不过是屡见不鲜、老生常谈的东西，但是，请记住维特根施坦的这一段话：
远志明说：“中国的希望在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愿意添上几个字：“中国的希望在被世界与历史共同唤醒的中国人。”添上这几个字的意义在于：中国人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了解世界，同时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
《河殇》这样做了。为此，我愿意为它做出如上辩护。
王单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三十年仅一见的奇观
就在中国电视迎接自己而立之年时，始则悄悄，继则轩然，一部标志自己而立之作的《河殇》在荧屏上出现了。
这是一个横看竖看都不怎么顺眼的“怪胎”。
有人欢呼。有人侧目。有人摇头。有人挑剔。更多的人在思素。
由于播出时间太晚，有位老画家让家人务必在《河殇》播出时将他叫醒。
呼和浩特市某条街上有名的几个“泼皮”，正在街上胡闹，突然其中一人喊了声：“《河殇》开演啦！”于是做鸟兽散，跑步回家看电视。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国际商报》、《北京青年报》不厌重复，纷纷刊载《河殇》解说词。
《河殇》摄制组及作者收到上千封热情洋溢的观众来信，表达的只是三个愿望：深深感谢；索要解说词；请求重播。
一位十五岁参加革命的老八路说，《河殇》让她冷静地思考自己一生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后人将如何评价她们这一代人。
一位因病待业在家的矿工的儿子说他虽然弄不懂《河殇》所说的那些关于文化与历史的道理，但《河殇》使他灰色的心震醒了，他要联络几个待业青年干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一位观众说他已办好一切出国手续，然而正值此时他看到了《河殇》，他突然觉得他必须重新选择。
上海、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们或座谈或撰文，对过去不屑一顾的电视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这都是因为《河殇》。
一位老太太来到国际电视服务公司购买一套《河殇》录像带，说是受居民委员会的委托。
武汉市从7月20日至8月20日，组织了以《河殇》为主题的暑期夏令营。全市青少年开展了以《河殇》为内容的演讲与征文比赛。
…………
在文艺界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再有轰动效应，并预言那种充满热情的作品己经过时的论调正时髦的时候，怎么会在中国大陆冷不丁地旋起一阵夏季《河殇》旋风呢？敏感的外国驻京记者和时刻关注着中国政治气候的外国商人们，已经把《河殇》的播出作为一个“信号”迅速发射到全世界。
这是龙年的热门话题。
这个中国自有电视三十年来仅仅一见的奇观，已有人按照社会学的惯例，命名为“《河殇》现象”。
批评界的困惑
《河殇》刚刚播完，便进入一个微妙的“冷战”时期。关于《河殇》命运的种种传言，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新闻界不翼而飞。应该说，这多少有点干扰了对《河殇》的正常讨论。
《河殇》命定是要承受批评的，这不仅因为它那放胆的议论，似乎也不仅仅因为它的跳跃性思维与文学的象征手法所留下的大量可供人们任意发挥与填充的“空白”，当然也不仅仅因为出于主题需要面对某些历史史料的“剪裁”。
《河殇》注定要承受批评，那是因为它的主题的无比鲜明，倾向的毫无隐晦，态度的极其明朗。锋芒所向，针砭沉疴，无所痛惜与留恋；向往所在，倾心求之，绝不旁顾与张皇。
有人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这是所有以批判传统为己任的作品必不可免的头一顶“荆冠”。送此荆冠者似乎故意不懂：并不是所有以传统为对象的文章都必须写成“年终总结”与“个人小结”的。那种对于优点与缺点，精华与糟粕动不动四六开、三七开的搞法，我们不能要求于所有人、所有事和所有文。批判不等于虚无，更不是什么“主义”。何况《河殇》以满腔热情讴歌了我们民族在今天的新建设。如果承认历史并不等于过去，而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过程，民族也不仅仅指我们的祖先，还包括我们自己与我们的子孙，那么，《河殇》就不仅没有搞什么“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而是在为历史与民族的建设呐喊鼓劲。事实上，来自工人、干部、农民、个体户、店员、待业青年、学生手中的信，都表达了一种振奋、昂扬、积极的情绪。如果说《河殇》是一部虚无主义的片子，怎么解释这种社会接受现象呢？
有人说《河殇》用过于严肃的语言在谈一些众所周知、不成问题的向题。对这种如此“贵族味”的论调我们实在感到惊愕。也许这位批评家在其沙龙或学院里已无数次地谈论过比《河殇》谈及的问题深刻而广泛而超前得多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我们不要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电视主要是给谁看的？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十年前就谈过某些问题而今天就不能谈，否则就落伍于时代与实践的视界。因为道理很明白，黑格尔与马克思百年前就谈过的问题，我们今天仍然必须用“严肃的语言”再次而多次地谈沦。这位十分熟悉卢梭与康德的批评家也许应该知道维持根施坦的话：“我还在进行新的哲学探讨，而且被它深深地吸引。这是我不断重复的原因。它将变成新一代的第二本质。重复使他们厌烦，而我感到重复有必要。”问题也许不在于《河殇》重复了思想界什么时期的思想，是十年前的还是十年后的，问题在于即使是十年前的思想中国十亿人中有多少人知道，有多少人了解，有多少人跟思想界一起思考过？如果在《河殇》观众中，有千分之一的人由于看了《河殇》而达到了十年前思想界的认识，中国的知识界就应该举手加额，大加庆贺了。更何况思想的高低本来就不是用时间先后来衡量的。
有人说《河殇》是用“高射炮打蚊子”。这话的意思是说，《河殇》在基本点上失落了对象。他们认为《河殇》对着中国的历史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是在打死猫。因为如果对“五四”时期的人们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只猛虎的话，那么现在它只是只死猫了。《河殇》那么认真地去打死猫，岂不滑稽可笑？可惜的是，仅仅一个“五四”运动根本就没有力量把它要打的东西打成一只死猫，《河殇》所抠出的每一片历史幽灵，在今天的现实中都有其可怕的“虎影虎踪”。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已不是一个单一的传统的遗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每一个大陆当今的中国人，都要受到古典传统、“五四”传统、延安传统、五十年代苏联模式传统和“文革”传统这样五大传统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越靠后的传统，由于记忆越新，因而对我们思想与行为规范的影响越直接。但是，远古的历史阴影也渗透在后面的几大传统之中，因此，我们在对包括“五四”传统在内的后起几大传统的反思中，仍然必须把“五四”运动的批判继续下去，这不仅在于“五四”运动远远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目的，而且在于旧传统中的东西结合上一些新的不健康因素，在后起的几大传统中有更为扭曲变形的恶性发展。如果能冷静地全部看过《河殇》六集，观众应该能够看清楚，《河殇》的重点是在现实。它不象有些批评者说的那祥是回避现实而专骂祖宗。《河殇》的社会震撼力绝不仅仅是揭几个历史的疮疤所能奏效的，它对许多现实问题部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它也不象有些批评家说的那样，在呼唤新的文明时没有那种深刻的犹豫与痛苦。但是，它绝没有超前到想把西方现代社会理论对工业文明的困惑与批判拿到我们这个尚在为温饱和基本教育而挣扎求生的贫困国家来，它没有那样轻松而潇洒的超前意识，因为它痛苦地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充当那种“智者”的角色。这样的“智者”心态所反映的，除了深层意识中对新文明的拒绝与害怕外，没有别的。这样的“智者”之虑才是真正的不合国情。
有人批评《河殇》对不该说的东西说得太多。他们认为，文化与历史都是不可选择的，怎么说它也已如此。如果每个国家和民族都纠缠自己的祖宗，同自己的历史和居住环境过不去，那它们怎么去建设？他们断言文化是不可比较的。硬要比较，那是幼稚；硬要反省，那是“高级牢骚”。的确高妙绝伦。很有绅士与学者风度。依此推论，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改良、改革、革命者们用语言与文字所进行的文化的自我批判都是“高级牢骚”，无济于事了？不管历史是多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历史终归是以人为主体所创造的。人对历史是有所作为的，为什么人不能对历史进行思考与批判呢？当我爬过一个山头，突然发现山那边也住着人时，我为什么不能拿他同我比较一下呢？没有比较怎么谈得上反省，没有反省怎么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怎么谈得上学习，没有学习怎么有进步与飞跃？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如果是以现实为出发点的，问题是从现实运动的阻滞与困惑之中逼出来的，那么，它就绝不会是“高射炮打蚊子”。“高级牢骚”论者可以休矣。
希望在被世界与历史共同唤醒的中国人
日本《选择》杂志载文说，在最近进行的一次对北京初中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几乎没有人知道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朱德、刘少奇等人的名字；只有22%的初中学生知道毛泽东做过什么事；对于最孚众望的周恩来，知道的人也不到50%。而他们熟知的人是一休、霍元甲或陈真。在《河殇》的观众来信中，有一些初中生对《河殇》中所揭示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资料镜头感到极其惊讶，表示完全无法理解：人怎么能这样？他或她来信说，他们作为中学生，对“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一个人。这使我想起《红楼梦》中的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真是令人担忧和害怕的现实。通过新闻我们所了解的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是暗杀、恐饰、天灾、暴乱加狂热的体育运动的大集锦；对历史，哪怕仅仅是十年前的历史，却是一片遗忘的深谷。离开了纵和横的这两个方面，我们靠什么使人产生思想与意识，尤其是正确而全面的思想与意识？《河殇》纵有千般错，万般罪，但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观察世界与历史与现实的“视点”，哪怕在这个视点上我们的多识之士看到的仍然不过是屡见不鲜、老生常谈的东西，但是，请记住维特根施坦的这一段话：
今天，闪电比两千年前似乎更为常见，更不令人震惊。
人必须清醒过来表示惊奇。大概所有的人都应该如此……
远志明说：“中国的希望在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愿意添上几个字：“中国的希望在被世界与历史共同唤醒的中国人。”添上这几个字的意义在于：中国人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了解世界，同时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
《河殇》这样做了。为此，我愿意为它做出如上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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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殇论》：一个反文化思潮的迹象
《河殇论》：一个反文化思潮的迹象
疏野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激情的阴影》与其说是在评论《河殇》，倒不如说是以评《河殇》为名而表达了强烈的反文化倾向。这正如它的标题所示，对当今中国思想是颇有意味的。尤其是那种情胜于理、文胜于质的风格，使人联想到若干年前流行的某类宣言文字。这是阴影式的激情。
激情和纵情使《阴影》失去了理智的控制，它象一面断了线的风筝那样不规则地颠簸在自我造境的空气中。这造境一笔勾销了中国学者的文化研究，在它谆谆诲人的鼻息中，人们才得知它仿佛闻到了什么不对头的事。
那么，究竟是什么不对头呢？原来，《阴影》认为当代中国人本来就不该研究什么文化问题，而应直接了当去抨击时政，甚至进而采取某种“行动”。否则文化学者就仿佛成了胆怯的逃兵，就成了不敢下药而只会空论染色体的庸医！
我们称此为“反文化倾向”，不仅因其寸光自诩，且因其拒绝思考、鼓吹盲动蛮干的荒谬。这荒谬竟达到了顾此失彼的地步。
首先，《阴影》对那种“以西方的文化模式为标测度中国的文化模式，以见得后者的愚昧与落后”的理解方式，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予痛斥，这可以成立。但紧接下来，它却又就地旋踵，来了一个完全的转向：“用‘文化’之类巨大概念含混的解释一切，恰如两千年前的祖先用阴阳八卦来解释万物一样的笼统——八十年代的学者竟用他们深恶痛绝的传统方法去挞伐传统文化。”且不论《阴影》对《河殇》的解释在此根本无法成立，仅就《阴影》的批判来说，它既攻击以西方为标准的作法又讥讽了中国的文化精髓，这将置自身于何地？于一片无光天色的文化阴影中吗？再试问既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如何又能同时以“两千年前的祖先用阴阳八卦式的传统方法”而行事呢？这显然不通。一个人如果奉行传统方法，那他以西方为标准就是假象；他若真以西方为标谁，就不可能以传统方法进行操作。此理至明，故《阴影》同时从这两方向讨伐《河殇》，就使白己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混乱。
《阴影》的逻辑混乱还表现为：它既然拒绝以外来文化改良传统观念，却又低毁中国文化的精髓：阴阳五行观念。此观念及其各种系统操作，原是中国传统世界观的真正灵魂。不管你怎样评价，它总不是《阴影》作者所蔑称的“笼统”。它实际上非常细腻，细腻到无法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去定性、定量；它颇为精微，精微到无法以西方的文化模式为标准去批判。“笼统”的误称表明《阴影》又在谈论自己并不领悟的对象，又把自己的主观色彩，造境意志喷射到了对象身上——阴阳五行就此被庸俗化为“阴阳八卦”。
这颇为不伦不类。八卦、阴阳本同一，它解释事物的变化而不解释事物的存在，因此需用“五行”与之相错，以便在解释万物变化的同时，也解释万物的存在。如此有条理的体系，并非简单的反文化方式可以理解，更非它能“一语定乾坤”的。
其次，《阴影》认为“文化的结果，难以用单一的、因果的方法解释”。这合乎常识。但当它进一步推论“人类迄今的认识能力，尚不足以回答诸如‘中国为何落后了’之类的疑问”时，便陷入了不可知论。这在哲理上兴许高明，但在学术上却是消极的懒汉方法，一种愚公式的自以为是。这懒汉一边说“我们并不清楚千年前的事变与我们的关联，也无法肯定今日的选择与千年后有何利害”；一边又号召“我们必须行动，以有限的判断力对我们能够看清的局部、具体的事物有所作为……”这里表现得正如《愚公移山》神话里的那个主人公。他一面拒绝对大山的来历作科学的考察或终极的追问，以便用这心智上的推卸责任，来回避自己的智力无力解答的问题。一面却只顾埋头击壤，希望以无尽重复的劳作去麻痹自己的神经，把问题推给子子孙孙。要说是“传统方法”，恐怕莫此为甚！这懒人和愚公的完美结合，正是文明衰落中的反文化现象。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荒谬主要是《阴影》作者的思想混乱、激情荡漾所致，而并不直接说明他对《河殇》的批评就不对。但我们是否想过——你从何希望连基本概念、一般常识都不愿搞懂的“闻字者”（这是“新闻鼻子”的功能误用），能对一个把握不住的对象做出领悟？
《阴影》大力讨伐当代学者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这或不失为一种立场，尽管它荒谬。但当它断言文化学研究只不过是“中国国情迫使知识分子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去安全地鞭挞祖宗”时，人们则不禁纳闷：难道《阴影》的作者真心认定文化学的发展竟是如此简单的一幕骗局吗？难道《阴影》的作者一定要用这一激将法迫使学者们直赴险滩？这里包有对学术进行政治化的企图。也许不能说这企图不好。但我们要说，这倾向混同了学术与政治，势将引导学术献身于险滩的喧嚣，从而陷入反文化的阴影笼罩？
很显然，《阴影》的思绪只是飘荡在自我造境的空气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造境近乎“有我之境”，写境近乎“无我之境”。而“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这种使“物皆著我之色彩”的手法，就是自我造境。它把“我之色彩”强行涂抹在对象上，这种混合物仅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呢，还是对那客体的描述？恐怕是前者居多。《阴影》对《河殇》的讨伐。《阴影》以己之色彩著在《河殇》之上进而肢解了《河殇》，即属造境的产物。
《河殇》不可能完美无缺，但我们总不会因为一块石头落入水中激起了千层浪花而去责怪这石头打破了我们的心情宁静、搅乱了我们业已固结的视线。而荒诞理想的含金量比不上一块普通的石头，却是显而易见的。
《阴影》引起一些社会反响，表明视文化研究为“高级牢骚”的反文化思潮在当代社会中还颇有市场。看一看“全民经商”的社会风尚吧！想一想“著书只为稻粱谋”的八股传统吧！评论家的心思，何时方能摆脱头疼医头、脚歪医脚的局部务俗与具体盲动，而能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省视自己和时代？
疏野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激情的阴影》与其说是在评论《河殇》，倒不如说是以评《河殇》为名而表达了强烈的反文化倾向。这正如它的标题所示，对当今中国思想是颇有意味的。尤其是那种情胜于理、文胜于质的风格，使人联想到若干年前流行的某类宣言文字。这是阴影式的激情。
激情和纵情使《阴影》失去了理智的控制，它象一面断了线的风筝那样不规则地颠簸在自我造境的空气中。这造境一笔勾销了中国学者的文化研究，在它谆谆诲人的鼻息中，人们才得知它仿佛闻到了什么不对头的事。
那么，究竟是什么不对头呢？原来，《阴影》认为当代中国人本来就不该研究什么文化问题，而应直接了当去抨击时政，甚至进而采取某种“行动”。否则文化学者就仿佛成了胆怯的逃兵，就成了不敢下药而只会空论染色体的庸医！
我们称此为“反文化倾向”，不仅因其寸光自诩，且因其拒绝思考、鼓吹盲动蛮干的荒谬。这荒谬竟达到了顾此失彼的地步。
首先，《阴影》对那种“以西方的文化模式为标测度中国的文化模式，以见得后者的愚昧与落后”的理解方式，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予痛斥，这可以成立。但紧接下来，它却又就地旋踵，来了一个完全的转向：“用‘文化’之类巨大概念含混的解释一切，恰如两千年前的祖先用阴阳八卦来解释万物一样的笼统——八十年代的学者竟用他们深恶痛绝的传统方法去挞伐传统文化。”且不论《阴影》对《河殇》的解释在此根本无法成立，仅就《阴影》的批判来说，它既攻击以西方为标准的作法又讥讽了中国的文化精髓，这将置自身于何地？于一片无光天色的文化阴影中吗？再试问既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如何又能同时以“两千年前的祖先用阴阳八卦式的传统方法”而行事呢？这显然不通。一个人如果奉行传统方法，那他以西方为标准就是假象；他若真以西方为标谁，就不可能以传统方法进行操作。此理至明，故《阴影》同时从这两方向讨伐《河殇》，就使白己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混乱。
《阴影》的逻辑混乱还表现为：它既然拒绝以外来文化改良传统观念，却又低毁中国文化的精髓：阴阳五行观念。此观念及其各种系统操作，原是中国传统世界观的真正灵魂。不管你怎样评价，它总不是《阴影》作者所蔑称的“笼统”。它实际上非常细腻，细腻到无法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去定性、定量；它颇为精微，精微到无法以西方的文化模式为标准去批判。“笼统”的误称表明《阴影》又在谈论自己并不领悟的对象，又把自己的主观色彩，造境意志喷射到了对象身上——阴阳五行就此被庸俗化为“阴阳八卦”。
这颇为不伦不类。八卦、阴阳本同一，它解释事物的变化而不解释事物的存在，因此需用“五行”与之相错，以便在解释万物变化的同时，也解释万物的存在。如此有条理的体系，并非简单的反文化方式可以理解，更非它能“一语定乾坤”的。
其次，《阴影》认为“文化的结果，难以用单一的、因果的方法解释”。这合乎常识。但当它进一步推论“人类迄今的认识能力，尚不足以回答诸如‘中国为何落后了’之类的疑问”时，便陷入了不可知论。这在哲理上兴许高明，但在学术上却是消极的懒汉方法，一种愚公式的自以为是。这懒汉一边说“我们并不清楚千年前的事变与我们的关联，也无法肯定今日的选择与千年后有何利害”；一边又号召“我们必须行动，以有限的判断力对我们能够看清的局部、具体的事物有所作为……”这里表现得正如《愚公移山》神话里的那个主人公。他一面拒绝对大山的来历作科学的考察或终极的追问，以便用这心智上的推卸责任，来回避自己的智力无力解答的问题。一面却只顾埋头击壤，希望以无尽重复的劳作去麻痹自己的神经，把问题推给子子孙孙。要说是“传统方法”，恐怕莫此为甚！这懒人和愚公的完美结合，正是文明衰落中的反文化现象。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荒谬主要是《阴影》作者的思想混乱、激情荡漾所致，而并不直接说明他对《河殇》的批评就不对。但我们是否想过——你从何希望连基本概念、一般常识都不愿搞懂的“闻字者”（这是“新闻鼻子”的功能误用），能对一个把握不住的对象做出领悟？
《阴影》大力讨伐当代学者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这或不失为一种立场，尽管它荒谬。但当它断言文化学研究只不过是“中国国情迫使知识分子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去安全地鞭挞祖宗”时，人们则不禁纳闷：难道《阴影》的作者真心认定文化学的发展竟是如此简单的一幕骗局吗？难道《阴影》的作者一定要用这一激将法迫使学者们直赴险滩？这里包有对学术进行政治化的企图。也许不能说这企图不好。但我们要说，这倾向混同了学术与政治，势将引导学术献身于险滩的喧嚣，从而陷入反文化的阴影笼罩？
很显然，《阴影》的思绪只是飘荡在自我造境的空气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造境近乎“有我之境”，写境近乎“无我之境”。而“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这种使“物皆著我之色彩”的手法，就是自我造境。它把“我之色彩”强行涂抹在对象上，这种混合物仅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呢，还是对那客体的描述？恐怕是前者居多。《阴影》对《河殇》的讨伐。《阴影》以己之色彩著在《河殇》之上进而肢解了《河殇》，即属造境的产物。
《河殇》不可能完美无缺，但我们总不会因为一块石头落入水中激起了千层浪花而去责怪这石头打破了我们的心情宁静、搅乱了我们业已固结的视线。而荒诞理想的含金量比不上一块普通的石头，却是显而易见的。
《阴影》引起一些社会反响，表明视文化研究为“高级牢骚”的反文化思潮在当代社会中还颇有市场。看一看“全民经商”的社会风尚吧！想一想“著书只为稻粱谋”的八股传统吧！评论家的心思，何时方能摆脱头疼医头、脚歪医脚的局部务俗与具体盲动，而能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省视自己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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