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论》：《河殇》的失落
丁涛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河殇》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试图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如此立意，足以使这部以黄河为题材的电视片产生振聋发聩的效用，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我在激动之余，却又滋生出一种深深的不满足。它的宗旨就是要呼吁全民族的反省意识，因此，《河殇》理应具有理论的高屋建瓴，文化哲学——时代高度。然而，《河殇》恰恰在这一层次上失落了。
众所周知，在人类思想史上。往往问题的提出比问题的最后答案更为重要。《河殇》既然开宗明义，要以呼唤全民族的反省意识为旨归，那么，判断《河殇》的轩轾高下，就应依据《河殇》启发全民族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来判断，即它究竟提出些什么问题，而不在乎某些史料不尽准确，某些观点和议论至今还在为学术界争论与商榷等等。纵观《河殇》，尽管它的行文与画面，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时空跨越古今中外，以内陆对大海，以黄色对蔚蓝色，分别象征古代与现代两种文明，但归根结底一句话，即以工业化社会取代农业化社会。竞争、开放、改革，顺应历史的必然，自觉地选择民族的历史命运，这就是《河殇》的全部主题。《河殇》的这种呼唤，倘若呐喊在十年前，那倒真正是名符其实的空谷足音，可是发展到今天，《河殇》高扬的主题，已经成为施政的国策民计，正逐步推行在全民族的行动实践中，何需呼唤？即便《河殇》缄口不言，难道开放，改革，还没有成为全党上下，全民上下共同的意识与信念吗？我们这样说，并非蠢到认为开放、改革之策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畅行无阻了，而是认为，《河殇》除了专门的学术问题外，它的基本主题，它所要启蒙民众的意识，实则早已深人人心。《河殇》令我油然而生的深深不满足感，就在于它过分严肃地谈论着大家都不陌生的一般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已不是要不要开放，要不要改革的间题，而是怎样才能使开放、改革贯彻到底，质言之，是如何保证开放、改革真正成功的问题。而《河殇》的眼光，仍然紧紧盯在前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之上。因此，《河殇》的根本失落即在于：它以低于历史、低于时代、低于实践的视界，来对古老的黄河文明进行历史的、文化的反思。成于斯，毁亦于斯，岂不发人深省？
康德曾经说：“任何哲学著作都必须阐述得通俗易懂，不然的话，就会在貌似深奥的烟幕下掩盖着无稽之谈。但也不可以从通俗的阐述去着手深入的科学研究。”《河殇》面对大众谈文化问题，必定要通俗易懂，但通俗不一定要降低问题提出的水准和思想的犀利清晰。“黄河文明”在《河殇》中是“传统文化”的同义语，编导者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纵横比较，然而，留在观众记忆中的“黄河文明”，却象块远古化石，时间在其中凝冻住了，不再有发展变化。实际上，“传统”这一概念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内涵。不用远说，“传统”对于今天的意义已不同于十年前。在既往的十年期间，全民族甘苦奋进所造就的一切，作为消逝的过去，也汇入到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今天人们创造实践的前提条件和基点。同样是封建文化，汉代以后大大不同于汉代以前，因为自汉以后，融进印度文化，开创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晚清又怎能与盛唐相提井论？更何况，近百年来，经过旧、新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业化的建设，“黄河文明”早己面目全非。尽管它未摆脱孕育它的本原母体，但亦绝不再是慈禧光绪年间的那副模样。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必须要具体分析，严格阐释，不能抽象化地一概而论，因为这决定着我们对时代判断的正确与否。《河殇》介绍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卢舍那佛像，盛赞盛唐气象，汉武魄略，那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胸襟和气度。其实，认真想一下，在中国漫长的五千年历史上，若论受外来文化影响之深之广之烈，恐怕当推近百年。即便是马列主义，苏联的建国模式，也同样是外来文化。可以这样说，离开对世界文明的学习、借鉴、吸收、融贯，便无法谱写中华民族二十世纪的历史。从鸦片战争至今，这条开放之路划了一个圈，既从西方化—苏联化——西方化（世界化），走了一个螺旋形的圈。当今的中国，已向外开放，我们反思的目光，就不可拘囿对古人襟怀的礼赞，重要的倒是该好好考察一下，印度文化传入中国后，是怎么被本土固有的文化加以剔舍，改造而变形，以资今天的殷鉴。可借《河殇》对于如此紧迫而有价值的问题，从根本上给忽略掉了。再者，中华民族从黄色走向蔚蓝色，其肇端，并非始于今日，而是远始于上个世纪下半叶。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折，是一个整体的变革，包括政治革命、经济建设、文化复兴的全面转变。我们今天施实的开放改革，是近百年时代总体任务的继续。一百多年间，多少代人，前赴后继，他们完成了什么？他们遗留下什么未竟的使命？假若从历史的高度反思“黄河文明”，如此重大的问题怎能不去思考？我们要强调，以往的革命，完成了政治革命，而文化的使命则落到了今人的肩上。文化经济的重建，这才是今天开放改革的核心目标。随着历史任务的转移，人民的心态自然会发生迁移。《河殇》说，“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系列报告指出，中国公民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过于谨慎的政治参与心理。”曾几何时，民众从政治的狂热情绪转变到如今普遍的冷漠，是由于“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反复无常，政治迫害的极端惨烈，使人们仍然心有余悸”，岂不失之浅在？！更有甚者，《河殇》由此及论，忧心地指出，这种政治冷漠表明中国人缺少自觉参与改革洪流的热情，“这势必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我们倒要反问，中国从一贯的强化政治意识与狂热中摆脱出来，是进步？还是倒退？应喜，还是应忧？《河殇》的自相混淆的见地，盖缘于缺乏对现象背后更为深刻的历史趋向的洞悉。从中世纪的古老文明向工业化现代文明的转变，这是一切民族必经之途，然而，什么时间，以什么途径和方式，则各有各具体的命运。所谓历史的眼光，其确切的涵义，就是时空顺列下的发展变化过程，倘若抽象掉具体发展变化的形态，怎会有“历史”？
《河殇》断言，我们“民族的心灵在痛苦。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事实确如断言的那样吗？我们说，民族的心灵在痛苦，这不假，但绝对不是因为“文明衰落了”，反倒莫如说是由于急欲摆脱这种已衰落的文明，而又苦于摆脱不得而感受到的痛苦。不是寻梦，而是恶梦，梦魇般的沉重与痛苦。对于正在腾飞的中国人来讲，不但要承受死人窒息活人之苦，而且还要承受现代化进程所必然带来的种种痛苦。中华民族将在双重的痛苦中迈向明天，心中都怀抱着很自然的愿望，希望改革带来生活的改善与富足。然而，对于改革可能付出的代价与牺牲，人们是没有什么心理准备的。西方各国，达到今日的繁荣，几百年间，人民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这一大份遗产，理应成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殷鉴。
《河殇》的历史观照视界便显得狭隘而短浅。这个参照系便是，人类的文化发展到今天，正待解决的时代课题，是对蔚蓝色文明的反省意识。西方自卢梭、康德以来，便建立起坚固的批判哲学的传统，西方的近现代文化，正是在对自身深刻而自觉的反思中创建着自身。卢梭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对倾毕生之力而奋斗的未来社会，发出大胆的怀疑；康德身处的德国，所面临的实际任务，是消灭封建专制，结束中世纪社会，然而康德的目光，却紧紧看着即将到来的明天的文明，深刻地感受并指出新纪元的文明所带来的人类痛苦的二律背反。资产阶级启蒙者们高扬理性，尊崇科学，而卢梭与康德，恰恰指出理性内在的矛盾，科学的有界性。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同样站到了与康德并肩的历史高度，他笔下不朽的哈姆雷特，其伟大的犹豫，正是出自于理性的真知灼见。把本民族的文化提高到人类文化的巅峰上来加以观照，把世界性的时代课题放在本民族土壤上来加以回答，这才是每一个民族思想家们所应还给人民的思考与激情。只有放在对蔚蓝色文化深刻的反省之中，古老的黄河文明才会变得明晰透亮，才会在双向的反省批判的撞击之下，在火花中诞生出新时代的灿烂文化。
《河殇》并不是一部解决文化争论的片子，《河殇》忘记了真正的忧患，既潜伏在自然中，也存在于社会的动因中，而且蛰伏在文化界中。中国的文化哲学精英们，倘若不能超越自身，以既往的见地面向明天发宏论，难免要流于近乎发“高级牢骚”的境地。
（《中国文化报》1988年7月31日）
《河殇论》：《河殇》与当前文化
《河殇论》：《河殇》与当前文化
赫然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哲学大师萨特与文学大师卡夫卡，都以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深信。凡语言所表达的，将终有其现实中的位置。
《河殇》以迄今最为大胆的姿态，以雄丽而深沉的语言，饱蘸理性与情感，对我们习惯于引以为骄傲的中国历史（包括地理、自然生态与史前史），提出了广泛而深刻的怀疑，内省和批判，对华夏中原内陆——农业文明、长城情结、城墙文化以及相应的经济、政治、心理意识等社会历史形态，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并通过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东方与西方、陆地与海洋的对比，对以长城为标志的封闭型大一统文化的症结，作出了有力的揭示。《河殇》引起的强烈反响，使人感到生活在前进，感到未来在现实中的位置，感到语言——文化的不可取代的力量。人类的这种天赋和造诣，对于人类的进化，特别对于一个艰难奋起的民族，其意义可以说非常重大！《河殇》大度包容地汲取中国青年思想精英的思想语言，高屋建瓴地挥洒运用形象艺术和大众通讯媒介，成功地表达了一个大时代的主旋律。
改革的大潮在中国大地激起形形色色的波动与思考，其成份与现象之复杂是前所未有的。其最令人瞩目者，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五光十色的经济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并非财富的创造，而不过是一种财富再分配。《河殇》对此也有着一针见血的揭示。但是，关注文化现象的人，会格外着眼于学术文化领域中相应的“创造与消费关系”。西方非理性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以及儒道庄禅等思潮，一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我们欢呼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广泛与深刻，欢呼宽容精神之深入人心。宽容的本质就是表达的自由。上述经济与文化领域的相应现象，就相当的程度而言，是同构的。两者共同体现了一种本质的意识形态危机。这种危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二律背反的深刻表现，也是漫长历史抛掷给人们的生死悠关的转折点。本质的危机和危机感，意味着伟大创造的呼唤和可能，意味着历史—现实—未来之三位一体的严峻挑战。情感（或感性）与理性，永远是在冲突中达于和谐，上升为历史—现实—未来三位一体那血肉交融的、活生生的超理性，这超理性是高于一切的。未来无比严峻。选择由于不可逃避不可逆转而责任神圣。除了创造，我们别无出路！对于像婴儿般俺没在“前海洋”中、又像老成之士一样困窘于古老情结的中国人，这一切尤其如是！中国人并非不能把握或领悟那神圣的超理性。《河殇》的回响表明，语言—文化能够深入到中国人的意识深处，引起牡会化的强烈共鸣。如此普遍和深刻的社会化现象，有助于引发学术文化界的思考。而这一类思考的深入发展，终将导致当前中国思潮向理性主义的复归，或者不如说，将在全民族水平导致一种深沉而坚定的新理性主义的确立。而这种复归或确立，又是那些早在默默重写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始终坚信和呼唤的。
用语言—文化重写中国的历史，最终是为了呼唤人们用行动去创造中国的历史。这实质上是中国历史之魂本真的呼唤，这种呼唤规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形式的语言—文化真正实现自己的唯一途径。
（《中国文化报》1988年7月31日）
赫然
《河殇论》——《河殇》争鸣录
哲学大师萨特与文学大师卡夫卡，都以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深信。凡语言所表达的，将终有其现实中的位置。
《河殇》以迄今最为大胆的姿态，以雄丽而深沉的语言，饱蘸理性与情感，对我们习惯于引以为骄傲的中国历史（包括地理、自然生态与史前史），提出了广泛而深刻的怀疑，内省和批判，对华夏中原内陆——农业文明、长城情结、城墙文化以及相应的经济、政治、心理意识等社会历史形态，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并通过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东方与西方、陆地与海洋的对比，对以长城为标志的封闭型大一统文化的症结，作出了有力的揭示。《河殇》引起的强烈反响，使人感到生活在前进，感到未来在现实中的位置，感到语言——文化的不可取代的力量。人类的这种天赋和造诣，对于人类的进化，特别对于一个艰难奋起的民族，其意义可以说非常重大！《河殇》大度包容地汲取中国青年思想精英的思想语言，高屋建瓴地挥洒运用形象艺术和大众通讯媒介，成功地表达了一个大时代的主旋律。
改革的大潮在中国大地激起形形色色的波动与思考，其成份与现象之复杂是前所未有的。其最令人瞩目者，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五光十色的经济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并非财富的创造，而不过是一种财富再分配。《河殇》对此也有着一针见血的揭示。但是，关注文化现象的人，会格外着眼于学术文化领域中相应的“创造与消费关系”。西方非理性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以及儒道庄禅等思潮，一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我们欢呼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广泛与深刻，欢呼宽容精神之深入人心。宽容的本质就是表达的自由。上述经济与文化领域的相应现象，就相当的程度而言，是同构的。两者共同体现了一种本质的意识形态危机。这种危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二律背反的深刻表现，也是漫长历史抛掷给人们的生死悠关的转折点。本质的危机和危机感，意味着伟大创造的呼唤和可能，意味着历史—现实—未来之三位一体的严峻挑战。情感（或感性）与理性，永远是在冲突中达于和谐，上升为历史—现实—未来三位一体那血肉交融的、活生生的超理性，这超理性是高于一切的。未来无比严峻。选择由于不可逃避不可逆转而责任神圣。除了创造，我们别无出路！对于像婴儿般俺没在“前海洋”中、又像老成之士一样困窘于古老情结的中国人，这一切尤其如是！中国人并非不能把握或领悟那神圣的超理性。《河殇》的回响表明，语言—文化能够深入到中国人的意识深处，引起牡会化的强烈共鸣。如此普遍和深刻的社会化现象，有助于引发学术文化界的思考。而这一类思考的深入发展，终将导致当前中国思潮向理性主义的复归，或者不如说，将在全民族水平导致一种深沉而坚定的新理性主义的确立。而这种复归或确立，又是那些早在默默重写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始终坚信和呼唤的。
用语言—文化重写中国的历史，最终是为了呼唤人们用行动去创造中国的历史。这实质上是中国历史之魂本真的呼唤，这种呼唤规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形式的语言—文化真正实现自己的唯一途径。
（《中国文化报》198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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