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在肯大的演讲
录音整理：吴志强
河殇这个片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文化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问题。把这个片子看完，大家会有两个印象：一是反对共产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二是非常强烈地批判传统文化。在今天这个场合，我只能简单谈一下河殇的背景，和我这个作者怎样来看这个东西。
作为作者，我觉得河殇后来的命运，我自己都难于理解。就说这部片子成为大陆争论很激烈的话题，有很多很多人卷进来，就是我始料不及的。后来又被政府认为是挑动一九八九年学潮的主要原因，海外也有人这样认为，包括研究八九民运的学者，他们认为这部片子与这场学潮有很大的关系。另外，这部片子流传到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接着又流传到北美、欧洲，也在整个中文世界、华人的社会里，引起很大的争论。大概港台有名的学者基本都卷入了这部片子的讨论。去年以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外国学者，也在研究这部片子。德国已经开始把它翻译成德文在西德电视台上播放。明尼苏达的一位教授把它全部译成了英文，并且加了比原文还要多的注释，打算出版。
河殇的出现，与近十年改革开放造成的大气候有密切关系。这期间大概与七、八年的时间，在知识分子当中兴起了一股文化热的浪潮。很多各种学科的学者都想从文化的角度，也就是从中国传统，这样一个角度来寻找当今中国落后的原因和寻找当今中国大陆现代化的道路。河殇这部电视片，基本上是把这几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问题，特别是文化问题的一些思考，和一些观点集中起来，变成一种形象的，视觉上可以感觉到的东西，把它展现出来。我在河殇里写到的很多观点，比如说“龙”是专制主义的象征，“长城”是保守的象征等等，在河殇之前有许多学者都提出过，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有的还出了书，可是基本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把它变成电视以后，一下就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我想传播媒介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很多人事后问我，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怎么能播出这样反动的东西呢？我也不知道。反正这部片子是经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审批后才播出的，后来又是赵紫阳亲自批准后才重播的。
今天发生了“六四”这样的事情，但我还是要讲，改革十年，到一九八九年这场学潮之前，大陆中国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从言论环境，思想环境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宽松度。虽然当中发生过清除精神污染，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开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的党籍，但是事实上那个时候知识分子还是可以讲你自己想讲的话。
我在大陆在黄河边工作多年，开始是个新闻记者，后来写报告文学。我偶然得到这么一次机会，中央电视台要我为他们写一个关于黄河的片子。电视台的头给了我非常大的创作空间，负责这个片子的副台长对我说：你随便写，我这儿没问题。你这个东西我只给你一个标准，就是让二老满意，老干部、老百姓满意就行。当然，后来老里有一个不满意，就是老干部。但社会各层面的反应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我讲几个例子：有天我回家，家里坐了四个公安局的人，我吓了一跳，问有什么事情找我？他们说是北京市公安局宣传科的，想请我给北京的全体警察讲讲河殇。我问：你们做得了主吗？他们拿出一个文件来，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的文件，是说全体干警要学河殇。
一九八八年整个夏天，武汉市委下了文件要求所有的机关、厂矿、街道都要组织学习河殇。广东省搞了一个一百万人的“蓝色行动”，因为河殇里讲了一个蓝色文明。大学教授都下到基层宣讲河殇去了。在农村，说中国有八亿农民从来不太关心城里发生什么，也不关心政治问题，但河殇这件事不一样，很多年轻的农民都看。我接到过很多农村里的来信，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农民对我说，他那个地方还没有电视机，但是离他十几里远的一个村里有电视机。每次放的时候，他就跑十几里的路去看。还有一些农村里的学校，老师干脆就把语文课停下来，上河殇的解说词。当时面临高考，把高考复习也停下来了。这些现象说明，当时的大陆，从思想上、观念上讲的确有很大的变化。有很多事是那些干部们，他们喜欢，他们就这样做了，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和他们的办法。想起这些往事，我认为虽然发生了“六四”，我们也不必太悲观。现在各阶层的掌权者，很多人的思想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个样子了。现在在高压政策下，很多人不敢做什么，但是有朝一日，老邓一死，情况是可想而知的。
据我了解的情况，共产党里掌权的老人们大部分没有看过河殇。邓小平看了一点，也没有说什么话。杨尚昆看了一集，说：不错吗！让干部们看看，解放解放思想。李先念、李鹏、赵紫阳当时都从中央电视台调片子回去看，看了以后都没有发表意见，只有一个人，就是国家副主席王震看了以后大骂河殇。王震为什么骂河殇，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他根本看不懂河殇。我觉得他不高兴的原因是，河殇第五集谈到了黄土高原的问题。我拍这片子时带领摄制组到了延安、陕北边区。采访了那里很多农民，我觉得延安是孕育了中国革命的圣地，但是共产党走了以后把这个地方完全忘了。那个地方的农民至今还生活在一九四九年前的状况，甚至比那时候还要糟，我对这点感触很深，在片子里多少表现了一点。王震是从延安过来的，他看了以后可能不高兴。但是真正引起王震这么大仇恨，我想是一个政治原因，与我们没什么关系，就是赵紫阳在一九八八年夏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中国时，把河殇的录像带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赵紫阳当时说：你们新加坡一向主张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这有一个批评传统文化的东西，送给你看看，参考、参考。新华社写了一个报道，王震拿到这个东西就开始大骂。“六四”以后，我在逃亡途中，见到人民日报发了整整一版的文章，谈赵紫阳与河殇的关系。其实，我连赵紫阳的面都没见过。
如果我们来研究一下河殇这部片子与后来发生的学潮之间的关系，我还很难讲得出有条理的意见。我的感觉是：当今的大学生从观念上讲已经超越河殇的层面，他们根本不认同共产党的那套东西。八九民运搞起来后，你可以发现他们比较激进，他们基本上不认同传统。所以，在我的感觉里河殇不会对他们有强烈的触动，至多他们认为不错，骂得挺过瘾，但是不会有多大的启发。当然，河殇所反映和渲染的情绪会对后来的运动有影响，这一点我承认。不过，这个东西是艺术品。它直接挑起一场运动，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事实上它传到海外后，受到批评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恰恰是认为河殇把今天大陆制度造成的问题说成是文化问题，祖宗问题。从我们当时的创作过程中，我们是有一定顾虑的，就是说话要讲到什么程度。如果在电视上直接骂共产党，那就根本不可能播出去。所以，有些话说得比较巧妙，比较隐晦。总体上来说，我们当时还没有非常明显地要批评这种制度，我们还是把中国问题从文化上去寻找原因。
海外对河殇的看法，这基本上是学术性的问题了。我觉得在国内也引起了关于河殇从文化、学术上的争论，后来王震一骂，很多人就不说话了。比如说，文化界一位著名的老作家就托人带话给我：“苏晓康呵，不是我对河殇没有意见。是因为王震骂了你，我再骂你，我成了他的帮凶了。所以我不说话。”我觉得这事情很可惜，如果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环境，大家都来讨论中国文化出路问题，其实有许多问题是可以搞清楚的。这样一种讨论在国内没有条件，但在海外开始了。港台、大陆、美国、欧洲一带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过去常常有语言上的障碍，讲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河殇的出现，造成了这样一个媒介，使得香港的、台湾的、美国的中国学者，都可以就这一个问题来发表意见，他们找到了一种共同的语言，找到了共同媒介，这种现象是过去没有过的。
海外学者对河殇的看法，基本上可分为这么几种，有一种认为河殇具有那种符号性和象征性，它不是一篇学术论文，它是通过一种形象的手段在讲话。并且他们认为我们是在借批判传统来批判共产主义。但是他们认为河殇有一些明显的问题。比如说，河殇有一个很简单的“两分法”。明显的就是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下了绝对的好，或者坏的价值判断。这种直线式的“两分法”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从河殇中可以反映出来，大陆的知识分子非常受西方人看东方人、中国人的那样一种看法的影响。比如说，柏拉图、黑格尔，他们看中国，认为中华民族没有哲学，中国不会有民主，中国人没有法制观念等等。受这些看法的影响比较深，反映出来的便是反现实，反秩序，反权威，反传统。中国落后，与其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有没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河殇可以说是比较粗暴地批判了儒家文化。许多海外学者对中国大陆出现河殇这样强烈反传统的东西都是感到很震惊的，他们认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破坏传统的结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结果。台湾有名的大儒家，毛仲生（音译）说：河殇的作者不是喝黄河水长大的，是吃共产党奶水长大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在近百年来应对西方挑战当中，没有办法自我更新，没有办法适应。所以，他们认为河殇反映出来的忧患情绪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应该肯定的，当然也有简单化和情绪化的问题。美国的学者就更奇怪了。八八年河殇正在大陆放映的时候，柏克莱加州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威克曼教授到了北京，河殇摄制组同他有一次座谈，我们与他吵得很厉害。他回美后在纽约时报上写过一篇文章，他认为这简直是文化发烧。总之，这种争论还会再继续下去，虽然，这部片子现在看没有多大的意思，但是它提出的一些问题，还会长期争论下去。
制作河殇的时候，我们几个主要作者都没有出过国。我们对不同的批评持吸收和包容的态度。包括共产党的一些御用文人的批评，我觉得他们也有道理，只要你不打棍子，不要抓我。你只要讲学术问题，完全可以，我可以接受。
总之，我认为河殇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处理比较简单，它渲染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自一八四零年以后，一直推动着我们，一种救亡的，一种中国马上就要完蛋的情绪，这种情绪实际上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运动，这一点我感觉到了。
近十几年来中国出现的文化变化，或者称为文化变迁，同一八四零年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那次文化变迁完全不同。那次文化变迁是在西方文化的打击和压迫下才变的，而现在在大陆出现的文化变迁，完全是主动地、内省地，没有任何外患的影响，它完全是自己在变。这些年大陆接受了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念，比如说，人权、自由、法制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觉得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老百姓比知识分子接受得还快。对这样一种现象，共产党说是全盘西化，港台学者也认为是全盘西化，说成是向西方文化一味倾倒，我觉得不符合大陆今天的现实。
“五四”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化价值基本上有三个来源，一是西化，一是传统，第三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三个价值来源在四十年过程中，经过非常复杂的互动、交错，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基本上被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所压倒。现在在大陆出现的文化斗争，基本上是西方文化里好的东西，和中国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文化的互相交流，互相吸收需要一个正常健康的环境。中国近代史上吸收西方文化的环境是不健康的，甚至是非常畸形的。一方面要向洋鬼子老师学习，另一方面又要挨老师的打，你说这学生会是一种什么心态？所以，它变得急功近利，老学那个拿过来就能打败老师的东西，学坚船利炮，后来想学政治制度，又学不象，学共和制学过来完全是混血儿。我们始终不能真正吸收西方文化的内涵。在今天这个没有西方文化打击，侵略和压迫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可以心平气和地学。这样一个环境是中国大陆近代以来，第一次真正出现。全盘西化不应该成为一顶帽子来压制今天大陆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优秀西方文化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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