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官
十几年过去了，又在网上看到《河殇》，不由想起当年它在中国掀起的冲击波。那时每天晚上假装坐在书桌前用功的我，实在无法忍耐那抑扬顿挫、深沉而又激扬的声音的诱惑，强烈要求允许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把它看完。连着看了三遍，我才没理由继续看地方台的重播。
当年作为高中生的我几乎是无条件地拜服在它的面前，一段时间班里的男生整天议论的就是它的话题。岂止是我们，记得湖南新闻还报道省委组织领导干部学习《河殇》，以求解放思想，至于好心的组织者后来在电视里作检讨则是后话。可以想见这部作品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无理的批判，绝不会损害作品本身在人们心中的价值和影响，甚至，连意在消除《河殇》“恶劣”影响的《世纪行》也在行文和解说的语调上受到它的影响。
《河殇》第一次公开地对大众重新评价我们早已成为定论的某些事物，使许多人真正懂得用理性去思考、看待那些“定论”，是一次观念的冲击。但是，它所发的议论，特别是有广泛影响的，是否能经的起考验和推敲呢？
一、长城和圆明园有必然的联系？
《河殇》第一次把长城从民族骄傲象征的崇高地位上拉了下来，打上新的标签。“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著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
的确是强烈的观念革命，并且，顺手又把一直是民族耻辱象征的圆明园拉了过来，把长城和它一起放在民族耻辱的炉火上烧烤。“现代的中国人，常常很喜欢凭吊北京的两处历史遗迹：他们中间一些人，总把长城视为强大和兴盛的象征，登上长城，就扬眉吐气，天下也为之渺小；而来到圆明园这堆不堪入目的石头残骸前，他们痛心，他们切齿，当然，他们也发愤，他们要雪耻。亲爱的同胞,您思考过这两处遗迹之间的因果联系吗？ ”
《河殇》制造愤青。当时，我和多数人一样为祖先居然去修长城，而不是去“踏破贺 兰山缺”感到愤怒和羞辱。中原王朝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该是远远强过“茹毛饮血”的游牧民族的，何以如此柔弱？让我想起小时看关于岳飞的小人书时的愤怒。
又让我想起了《中国可以说不》，痛快、淋漓尽致，道尽了民间积蓄的种种不平、愤怒和耻辱。它也深深地改变了多数年轻人的“崇美情节”，使得我们当中的多数人变成了“愤青”，对美国也好，对日本也好，对台独也好，开始公开地发表对政府隐忍、退让的政策表示不满。
那么，长城是否是中华民族“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懦的不出击”的象征？依照同样的推理，假如我们是美国的“愤青”，对美国从越南撤军，在不考虑其是否是正义的前提下，是否会认为也是一种无能、怯懦的表现？美国从越南战争脱身，重要的原因是，永远无法彻底解决越南游击队的活动。拉宾曾说“和正规战争不同，游击战只要还有一个游击队在活动，那么你就是失败的。”更重要的是，这场得不偿失的战争严重地拖累了美国，大量耗费的武器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来说，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极不对称的，一座茅草屋要耗几颗炸弹，但一颗炸弹又能起多少间茅草屋？越南战争是一场效益极低的战争。
中原王朝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对比，也类似今天的美国要打一场永难结束的游击战争。主动攻击游牧民族，必须征用大量的民夫，以保证千里远征的大军后勤供应；要征集大量的粮食，因为完全无法取粮于敌；要腾出良田养马或重金从西北买马，围歼马上的敌人和保证过长的补给少不了几十万匹好马；皇家必须舍得大量的赏赐和官爵，因为对军人而言，到苦寒的塞北实在不是好差使，那里没有在中原攻城略地可以得到的种种不便言说的好处。此外，哪个帝王不担心手握重兵的将军尾大不掉？
主动出击，打赢了游牧民族又如何？零散的敌人依然可以随时骚扰。有哪个王朝可以强盛到始终保持几十万大军在北方的蒙古高原反复清剿？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们能深入敌境摧垮匈奴，靠的是“文景之治”打下的底子。仗打赢了，国库也空了，民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了，汉开始走下坡路，而小股的匈奴人仍然可以来。
要保证长治久安，恐怕最经济的法子还是老办法：修长城。还有谁能有好办法？康熙大帝是明确反对修长城的，他所谓民心之类的话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幌子，实际上靠的是满蒙和亲加上给蒙古人特殊地位。丝毫不用怀疑，假如没有西方列强的打扰，满清政府继续存在若干年，北方的蒙古或其他游牧民族依然会让它修长城。
英雄所见略同，古罗马人也修长城 。
卑斯麦曾说：“政治家的任务就是怎样手拿一根横杆穿过密林。”无论是事关荣誉的欣喜，还是耻辱的愤怒，为求惊人的出语和判断，就不是理性的，且常常与事无益，或许只有隐藏在深处的不为人察觉的因素，可能才是具有决定性的。
道德的批判最终都会输给经济的选择。
长城和圆明园没有联系。
二、 仅仅是地域文明和儒家文化的原因吗
除了旅美的黄仁宇，中国的历史学家向来是不会用经济角度去分析历史的。他们不是埋头搞琐碎的考据，就是硬性裁剪历史素材用来适应阶级论、道德论、文化论的篓子。我们看他们的著作，思维多半容易框在篓子里。
《河殇》则在前人的基础上着重于从东西方文化对比的角度出发，显然是个进步。对早就厌烦各式历史篓子的我们来说，《河殇》的新思维的确是个抢眼的“卖点”。
文明的基本特征是地域性的，我们的“黄色”农耕文明诞生出了儒家文化，这种文化则是地域特征的必然选择。这是《河殇》基本的文化和文明判断，也是全文的重心。当然，《河殇》作者最后“黄色文明”要学习并转向更具有先进性的“蓝色文明”的观点，能够被推导出来也是从这个判断出发的。
但是，这个判断和最后的观点之间却隐含了一个悖论：既然地域特征决定了最终的民族性格（文化特征），那么，我们由“黄色文明”决定的民族性格，如何又能转而适应由海洋地域特征诞生的“蓝色文明”？从逻辑上要自圆其说是要费一番口舌的，但是，《河殇》的作者毕竟是文字高手，这个小问题很容易地就被他们用文学比拟修饰的办法滑了过去。
“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 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华美的文辞很容易就消解了逻辑的疑问。
为了能让这个最终的结论成立，《河殇》在中间还埋伏下一个例子，用于说明非但我们能够转向“蓝色文明”，而且我们曾经有过走向“蓝色文明”的机会。那就是“战国晚期发生的楚败于秦的史诗般的战争，可以说是以小麦作为粮食，用战车作战，并且是受到了游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响的黄色文明，最终战胜了以大米作粮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战，并且是受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文化影响的蔚蓝色文明。”
这段话的论述显然是《河殇》最大的败笔，并且会成为致命伤。不去追究秦国在经济、政治制度的创新是否是其战胜所有对手的原因，单单让其列举楚国的文明到底是“蓝色”在什么地方，就会让《河殇》前后的所有论证发生危机。
说句题外话，除了《河殇》所持的地域文明说并不是解释一切的好观点外，过分追求华丽的语言效果导致因文害意，也是《河殇》论证不严密的原因。
另外，不能不指出的是，《河殇》的地域文明说引用汤因比的话，用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其实是在打自己的耳光。汤因比虽持文明地域说，但这位大师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就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让中国人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希望，因为，他认为儒家文化将一统全球。
为附丽文明地域决定论，《河殇》对龙这个图腾进行了这样的解释。“龙在我们看来，是原始人按特定观念组装起来的，是一个组合体。有哪些组装件呢？马的头，鹿的角，蛇的身，鸡的爪。蛇身体现了原始人的生命观念。原始人很少看到死的蛇，以为蛇年岁大了，脱一层皮就年轻了。鸡爪也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老太太上菜市场挑鸡,总先看看鸡距，如果距呢，就嫩。马齿也是这样：“几岁牙口？”鹿角每年换一回，再重新萌生鹿茸。每长一个叉，猎人一看鹿角有几个叉，就知道有多少岁。鹿角掉了，象征死，萌发象征生命，再生。因此，龙在文化含义中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象征著古人对生命的循环，死而复生的愿望。”“总而言之，龙的崇拜，之所以会起源于黄河流域，正是这个大河流域民族对它的生命之河的敬畏。”
其实，把龙长有一双食草动物才有的角，视作中华民族本质上是缺乏进攻性和虚张声势的象征，也不失为可以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一种合理起点。
就如龙可以有各种解释一样，任何一门学说试图去解释某一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问题，都是力不从心的。《河殇》也许是急于推销某种观点，片面地运用一种学说和方法，显然是犯了大忌。把某种文明出现的问题单纯地归结到文明的主流文化也是欠妥当的。比如，在说起中国文化时，就只有儒家文化的影响，准确可靠吗？
《河殇》在从文化角度谈中国治乱交替、停滞不前时，把儒家文化的作用当成了罪魁祸首，显然经不起推敲。首先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实践最多只是道德仪式和话语体系，儒生们津津乐道的真正的儒家思想实践，恐怕只有被他们大骂的王莽才是认真虔诚的。其次，帝王们的驭下之术该是鬼谷子或老黄那一套，差点的暴君就用李、韩学问。最后，民间的百姓，特别是真正对中国朝代更替起决定作用的流民阶层，行的完全则是江湖文化的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本不读书。”
就如八十年代的人看七十年代末的《第二次握手》，会惊讶于它语言的夸张和华丽，而《河殇》在今天则显得浮躁而竞进。
显然，行文汪洋恣肆却不注意严谨的《河殇》，绝不是一部意在学问的作品，你也不能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看，虽然它的水平更多的体现在文字的功底上，甚至，它虽然以学术通过媒体向大众传播和普及的面目出现，它实际上和我们理解的学问要通过媒体向大众传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那么，怎么看待《河殇》？
三、解读《河殇》
“八九民运”以后，《河殇》遭到官方媒体的猛力批判，指斥它是“全盘西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公开宣言。记得《人民日报》有篇“易家严”（一家言）的文章，当时有很大影响，学校的读报课上，曾让全班同学静听班长朗诵此文。为什么这类文章从头到尾都用纯粹的政治语言和政治棒子批判《河殇》，而从不去细究《河殇》学术上内在逻辑和论据上出现的漏洞？
因为，《河殇》其实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它的确是一部意识形态的宣言书，它代表当时思想界和当时政界部分先进分子强烈要求意识形态革命的心声，它也是一次通过媒体向民间传播其政治理念以争取民心和舆论支持的宣传攻势。
《河殇》是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精英”自“戊戌变法”以降第一次真正与中国的政治主动结盟的标志。
或许，这才是《河殇》最值得纪念的历史意义。它所传播的学术理论倒是次要的，因为，学术与政治结盟，通常只产下畸形的怪胎。
几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学术被捆绑在政治战车上的例子，与《河殇》相比，无论其政治意义还是所谓的学术意义简直不值一提，看看易家严的漫骂，就可以看出主流的所谓思想批判是停留在一个什么档次的水平线上。
《河殇》运用最为大众所注目的电视作为推介方式，也是极具启发性和革命性的，它充分地把政治理念和学术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争议第一次广泛地推向民间，让民间可以继续和参与这个话题。该是宣传的创新。
继后，各种面目的政治宣传也用《河殇》的方式和《河殇》式的语言相继登场，想重新用各种思想和理论的箩筐圈定我们的思维。但是，除了几首主题歌因此流行外，还有谁去认真理会那些向我们兜售的理论和学说？
《河殇》或许有理论和逻辑上的缺憾，但相比之下，某些政治理论所持依托的学问和逻辑，简直荒唐到了其自身都不敢正视的地步，只能靠重复的干喊为自己壮胆。
没有鲜活、可爱的观点，也不会有产生漂亮文字的灵感和激情，再没见到比《河殇》更能激动人心的文字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知识界的投机者才会谋求学术与政治结缘。从这点来说，《河殇》作者的选择是无奈和悲哀的，他们，在人格上应不同于今天以经济学界为代表的某些学术明星。
但是，中国千百年来的历史表明，社会学科的理论观点从来都必须得到官方的首可才能登上它本来的讲台，它也难以避免随时会被绑上政治斗争战车的命运。
而《河殇》的与政治结缘的选择，正是对学术在中国的宿命的挣扎和反抗。一切努力也是为了终结这种宿命。
从这点出发，善良的推理是，《河殇》作者们的愿望如果得以最终实现，那么，《河殇》就该是中国有良知的知识精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迫于现实主动与政治结缘合作的作品。
因此，希望中国不再有《河殇》现象。
四、上帝的声音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毛泽东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们都用的是缺省主语、不容质疑的命令语气。毛泽东曾为中国现世的上帝，他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许多人一直在追求这种声音，许多人还在用这种声音代表的心态说话。
最近，有一篇社论，题目是《媒体，有了政策要用足》。不难看出作者声音后面代表的集团，他们有种视媒体和大众如群蚁，随便撒一把大米就是莫大恩赐和安抚的上帝心态。
《河殇》在进行“忧患”的文化反思的同时，无疑，他们也认为自己是真正代表民间的利益在说话。但是，他们展开畅想科学、自由、民主的双翅时，投映在大地上的依然是带有高高在上、漠视众生的阴影。
自始至终，《河殇》都使用着洋洋自得、对愚民冷嘲热讽的口气，加上解说员的语气诠释，听来并非顺耳。
说到人们愚昧和荒唐的种种行状时，统统是“他们”，当慨然地表示要“用自己的双肩把忧患的重担挑起来！”时，则是当仁不让地用上“我们”。
《河殇》的作者们啊，你们在向上帝的声音挑战的时候，难道还要高高在上停留云端吗？芸芸众生才是使你强大的安泰之母！
其实，就我个人的观察，“八九民运”时，来自人民的支持并非海外流亡者说的有那样广泛。因为，他们自始至终没有真正视自己为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人民支持他们的原因和所含的朴素的心声，他们也未曾真正去倾听。
他们多少也有上帝和救世主的心态。
显然，《河殇》们曾经是纯真而又热情地拥抱自己的民族的，但他们也是满心的傲慢和幼稚。
无论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利用，没有一次历史的变革离开过下层人民的参与。单纯靠知识分子动嘴动笔就完成变革的，好象，只有一个王莽。
历史的悲剧在于，同样的错误总是在重复上演。一切惊人地和百年前的“戊戌变法”相似。
但是，百年前，还有个谭嗣同为成全自己学说的历史任务，平静地选择了死亡，他用自己高悬的头颅昭告后来者：幻想之路走不通。百年后，有无数无辜者横尸街头，却不见一个谭嗣同留下。伟大的事业有时需要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牺牲。当历史的高潮需要主角的大段独白时，你们却退场了。
让老百姓用什么样的复杂眼光看你们？
这也是《河殇》的作者们一开始就选择了和政治结盟的必然悲剧。
只有人民的声音，才是上帝的声音。虽然，它言说的可能更多的是柴米油盐，可能是精英眼里必须作出牺牲的通胀、下岗、税费等话题，但，他们的力量才是最深厚绵长的。
请倾听上帝的声音。
殇，是过早夭亡的意思。离开了母亲的孩子能不夭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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