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栋
大约一年半前，我读到《河殇解说词》及三联书店出版的《河殇》，心情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沉重。后来又看到《河殇》电视集，《河殇》作者们那种深沉的忧患感和追求改革的热情，用极富文学的笔触、透过旁述者充满感情的声调，从荧光幕上迎面喷来，心头不觉为之震动。但是对《河殇》思想上的瑕疵及知识上的错误，又感到一阵空虚与失望。两种心情在我心底交织回旋，唤起我五十多年前一个深刻的回忆。
（一）中共之失，何归咎于中国文化？
五十多前，芦沟桥事变，七月七日对日抗战爆发，我正读中学，政府号召全国总动员，奋起抵抗凶残暴虐的敌人日本。一时人心振奋，百年来日本侵华的仇恨都涌上心头。不久，有抗战歌曲兴起，我第一首学唱的抗战歌曲是《保卫中华》。“保卫中华，誓死保卫民族的中华，保卫我们五千年辉煌的文化……”，跟着流行的是哀感的《长城谣》，稍后，歌曲的主题常围绕黄河。《黄河大合唱》犹激发人的雄心壮志。在大后方的城镇，只要有一人在街上唱，必有人随声而和，先而三四人，继而七八人，再而数十人，常常不期然而汇成一道歌声的洪流，回旋荡漾，慷慨激昂。后来我参加远征军到缅甸，原来“黄河”与“长城” 同样带给异域的中国人不少光辉与怀念。中国能在军备极劣势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八年，终于获得胜利，所凭籍的就是这股热情。中国文化、黄河、长城，在中国人心中如此尊崇可贵。不意五十年后，它们变成了诅咒的对象。五十年间中国遭遇了什么变故？五十年啊！中国文化依然、长城无恙、黄河安澜，只是四十年来中共一党专政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引起了大陆知识分子强烈的反应，他们内心要求民主改革，但不敢直接指斥中共，于是发泄于中国文化，而连及黄河与长城。他们把眼前的不合理现象，一一归罪于中国文化，说“可以从我们民族最深奥的文化根上找到答案”（《河殇》序）。文化与政治，当然有相会合点，但两者决非重合，因为文化较具恒常性，而政治设施常随政权而转变﹔所以文化层面与政治层面必须分别观察。尤其近四十年来，中共激烈反传统文化，而《河殇》却以中共所作所为，归罪于传统文化，是无异于为当政者文过饰非，以文化为代罪羔羊，模湖了读者的视线。
（二）《河殇》作者观念落伍
当然，中国文化有不少弱点，因为几千年历史必有沉积渣滓，我们决不能因对民族的热爱而无视了民族文化的弱点﹔更不应鼓吹民族的激情而牺牲民主与自由。但是，如果我们要为中国创新境、实现民主自由，我们决不能浅薄地主张全盘地抛弃中国文化。因为民主自由的生活，凡须有文化素养﹔而文化素养则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缺乏健康的民族文化的土壤，民主自由得不到滋养而生长。所以我们争民主自由，同时必争民族文化的强健。
《河殇》可能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它对中国文化的观点时不一致。有时认为中国文化原来是开放的、丰富的，现在衰弱了，“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有时却认为中国这种黄色的河流文明已无可挽回地崩溃了，现在只是垂死的挣扎，应该把它抛弃，去学习西方蓝色的海洋文明。这两个观念，看来相似，其实极不同，前者是健康的，后者是病态的。因为民族与文化，血肉相连，凡企图抛弃本身的民族文化，而照搬另一种文化，只是一种虚无的幻想，这毫厘之辨，非常重要。
我们又必须认识，民主自由只是生活的外延，他必须更有其内涵──如价值的取向、思维的方式、心灵的向往、生活的情调、行为的轨范…… 都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民族文化所以能凝聚其民族，力量即在此，抛弃民族文化，民族会解体，民主自由亦无所寄托，这是极深沉的问题，《河殇》竟未加理会！
而且再进一步观察，近三十年来，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思想上，旧的“欧洲中心”观念已被抛弃，而代之以“全球意识”，一种多元的、协调的精神，成为现代文化的基调，不但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西方学者亦在寻找东方的智慧，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各种民族文化都受到重视，将来的世界文化，必为各民族文化互相协调、互相补益的大组合，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姿采是多方面的，绝不是由某种文化所独占的。各民族正应努力健全其民族文化以求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不是相对抗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河殇》只知倾慕十九世纪带有侵略性的西方工业文明，不免显得有点落伍了。
（三）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两年来讨论《河殇》的人很多，我本想写出我的感受，但我不忍下笔，因为我觉得《河殇》作者们虽然极力反对中国文化，但其实他们都秉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士人精神”──以天下为已任、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是一种极高贵的品格。尤其自八九民运发生以后，《河殇》作者们都挺身参与民运，可见他们倡言改革，是怀抱极大的真诚，决非空言泛泛，这种精神与勇气，实使人敬佩，我不愿因评论《河殇》而稍损他们的形象。而尤其听说中共正大力批判《河殇》，我知中共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必不相同，但前年我批评柏杨，北京《光明日报》未经我同意竟删节转载我的文章，柏杨于是诬蔑我为中共的文化打手，我不愿评《河殇》再蹈评柏杨的覆辙，所以迟迟未下笔。但是我内心总感到不安，因为论学第一要义在求真，《河殇》的影响如此之广泛，其中既有可议之处，应该让作者与读者都知道。知而不言，决非论学求真的态度，恰巧最近柏克莱大学的中港研讨社邀约我讲话，该社正播放《河殇》，于是我以“谈河殇”为题，吐出我的感想，本文由讲稿整理而成。两年来，各报章杂志讨论《河殇》的文章已不少，我只是补其余义而已。
（四）“河”未“殇”也，仍请爱之
既谈《河殇》，让我们先从黄河说起。“《河殇》第五集《忧患》说：我们不知道古时候黄河是个什么样子，此刻展现在你们面前的黄河，不正是浊浪滚滚，像一条狂暴的巨龙吗……孕育变成肆虐的一条河，母亲变成了暴君……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
第一集《寻梦》又说：“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祖先，我们祖先已经创造了文明，黄河不能再孕育一次﹔需要我们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再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
《河殇》虽然是用一种文学的、象征性的说法，以表示黄河文化之不可能再兴，但总由于对黄河历史的不了解所至。黄河的水量，古今相差不远。黄河所给我们祖先的与给我们的正相似。黄河之为母亲抑为暴君，全操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先能利用黄河的赐予，于是黄河为母亲，后代的华夏子孙不肖，糟塌了黄河的赐予，黄河便变为暴君，不是黄河辜负我们，正是我们辜负了黄河。如果我们能发愤，黄河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再创发一次光辉的文明。现在让我们看看黄河由母亲变为暴君的经过：
黄河水系滋养我们民族生长，这是世人所共认，但我们不要忘记四千年前大禹疏导九河的故事，这是我们祖先接受黄河赐予的一分努力。自从大禹治水以后，商代文化即长成于黄河下游的淇水流域，周代文化则成长于黄河中游的泾渭流域，春秋中原的百余诸候国都散落分布在黄河两岸的支流。古代黄河两岸有不少湖泊与长江相似，可以调节河流水量，而且我们祖先，很早就注意沟洫水利，所以当时黄河患少而利多。黄河下游一带，近代是黄河泛滥区域，古代是风光美丽、文化优雅的乐土。我们读《诗经﹒国风》邶、庸、卫之诗可知。尤其卫国，正是商代后期殷墟的故地，不但文化高，而且生活极有情意。在卫风中描写卫人在黄河淇水间生活之诗不少。如《卫风﹒淇奥》之诗：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又如《硕人》之诗：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他们的生活，既优裕而有情致。
河之为患，总由于利失修所至。春秋初年，北狄侵入卫国，把卫地一带的农田水利破坏，约六十年后（周定王五年），河徙，这是自大禹疏九河以后、见于记载的黄河第一次改道。后来到了战国初期，魏文侯居邺，邺京近卫，在漳水、卫河之间，漳水通卫河，卫河接黄河水系，文侯使西门豹、史起大修水利，这一带又恢复为乐土。所以修一分水利，引一分河水溉田，河水减弱一分，就收治河一分之功。
到了战国中晚期，各国兵争，时时互决河水以浸邻国，完全不顾全盘性的水利地势，于是水文破坏，河患渐重。
至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一带，因水利失修，影响及于全河，造成的河患更为严重。因黄河中游汇集泾、渭、汾、洛、伊、涑诸川之水，当夏秋霖潦之时，旷野横流，尽入诸川，诸川又汇于黄河，于是将沿途松疏的黄土冲刷入黄河，以致黄河的含沙量极大，这是河患的主要成因。所以如果于黄河中游关中讲求水利，引诸川之水以溉田，使水不集汇于黄河，不仅关中得沃野，农地绿化，减少浮沙，则汇入黄河的水量与泥量俱减，下游河患可以减轻。所以关中水利的成败，关系黄河全程的利害。现在我们读《汉书﹒沟洫志》，就知秦汉时对黄河的水利事业非常注意，犹特别留心于关中。
《沟洫志》所载，秦于战国时水工郑国凿泾水自中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渠成，溉卤之地四万余顷，于是关中为沃野。汉武帝时使水工徐伯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河东守番系建议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阪下，武帝乃发卒数万作渠田，又引洛水，井深者四十余丈，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名曰龙首渠。武帝元光中，（公元前一三四年至公元前一二九年）河决瓠子，久不能塞，武帝自临决河，令君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防宫。而导河北行二渠，梁楚之地无水患。此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黄河上中游地皆引河及川以溉田，又于关中开灵轵渠、成国渠、讳渠以疏引诸川水。其于小渠及因山陂引导水流者不可胜数。太始二年（公元前九五年），赵中大夫白公引泾水注渭中，名曰白渠，民歌之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请注意这首民谣，不但水可以溉田，泥可以肥田，于是流入黄河的水量和泥量都可以大减，可谓一举而数善备。
西汉大力治理关中水利，虽然黄河下游的溃决乃不能绝，但西汉的隆盛，其经济地理主要在黄河流域，可见是受黄河所哺养的。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长安大乱，关中水利破坏。《沟洫志》说，王莽对于治河，“但崇空语、无施行者”。要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七零年）王景再大力治河。
东汉迁都洛阳，对于关中水利不如西汉注意，魏晋南北朝政局纷乱，当然未留意治河。
直到隋唐重都关中，然后再整顿关中水利。现见于《新唐书﹒地理志》“关内道”所修的水利工程就不少。如京兆府的刘公渠和彭城堰、长安县的漕渠、蓝田县引南山水入京师、郑县的利俗渠和罗文渠、又有姜师度所立之扞水堤、华阴县的漕渠和敷水渠、朝邑县的通灵陂、韩城县自龙门引河溉田、合阳县的阳班湫、宝鸡县的昇原渠和高泉渠、中部县的上善泉、回乐县的特进渠、会宁县的黄河堰、朔方县的延化渠等。
而且汉唐两代立国，常是两面形势：一面是坐关中东向以控制中原﹔另一面以东南为背，面对西北。汉代之击匈奴、通西域﹔唐代之逐突厥，都是吸收东南资源以发展西北，所以对西北黄河上中游地区较注意，努力讲求水利，自然减少下游灾难。故唐以前，黄河利多而害少。
自宋以后，黄河之患乃严重。
此重病实结胎于唐末五代两宋。
唐代晚年东边有藩镇割据，藩镇合力治河的，只见魏滑两镇﹔西方有吐蕃之东侵，以至黄河中游的水利破坏。加以五代时，后梁后唐沿河作战，互以河水相淹。五代以后，长安不得复为帝都，北宋迁都东方的汴梁，关中几成边塞。宋与西夏的战争就近在关中。于是汉唐所修的关中渠道，因失修日久，河床日深，渠口露出水面，水不能入渠，尽成废道，以至农作物愈少，泥土风化日甚，流沙汇入黄河日增，至下游河床日高，一有溃决，贻害数千里。加以自宋以后，历代治河成为一极大糜费，不少国帑，入了治河官员的私囊，八百年来，惟求方便，只知增堤防决，从不知治本清源。
当中共取得政权之初，大聘苏联专家来建堤坝。我当时已觉得这是下策，因为黄河之患，在于含沙量太大，必须于上中游诸川修复水利，引泾、渭、汾、洛诸水以溉田，减少流沙入河，绿化诸水两岸，以免沙化日甚，再疏导下游，才是根本治河之道。徒建水坝，不足以治河。果然中共所建之坝，全无积效。加以中共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如“土法练钢”“农业学大寨”等大多违反环保知识滥伐森林，乱开垦地，对私人采伐更毫无管理，至土地的林覆面日少，平时无法储蓄水量，遇雨即水土流失，涝旱相继，于是黄河由母亲变为暴君。
黄河、长江是我国南北两大动脉，欲中国复兴，必使此两大动脉重复生气。修治黄河，是一项绝大工程。因为现在关中一带黄土，被河川割裂，河床深陷，两岸常为高地，修治水利极杂。但是，这一难题我们必须面对，无可回避，惟有奋起精神，利用现代科技，结合历史知识，从头整顿。要达成这目的，必须道先调整我们的心态──把怨怼黄河之心，转换为爱护黄河。黄河是我们民族的母河，黄河流域是我们民族的故乡，只要我们能发愤，黄河所给予我们祖先的，必可再给予我们，黄河文化必可与世界文明相汇流而创发出更光辉的未来，“河”绝未“殇”，我们仍应以黄河而骄傲，请为黄河文化再创发一新境界而努力吧！
（五）舞龙并无“戏弄”之意
《河殇》由于对黄河的怨怼而扩及对龙的怨怼。第一集《寻梦》说：
“华夏民族为什么会崇拜这么一个形象凶暴的怪物呢？……这是这个大河流域民族对生命之河的敬畏。”
又说： “于是中国人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把龙王老子供奉得使它无可挑惕，把它捧上权力的峰巅﹔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响彻云霄的时候着实地戏弄这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这真是一种绝妙的中国式的智慧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
这又是一种误解，一种幽默的误解。
古代的部族，常常以一种动物象征其部族的潜能。龙大抵是华夏民族表现潜能的一种象征、他们出现甚早，《史记》就记载帝舜时有正直的名臣名“龙”。《易经》的第一卦乾卦就以龙的潜、现、飞翔为卦象。孔子见老子，回来对弟子们提到对老子的印象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为纲，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在孔子心中，必不以老子为凶暴，而以老子为睿智。龙在中国人心中，是代表灵动、雄健、力量、睿智、吉祥、丰盛，所以丰收则舞龙，有庆典则舞龙，称龙凤呈祥、龙凤配、龙马精神。舞龙决不是在戏弄一番这老东西以出一年的恶气的。
（六）中国文化“无可挽回地衰落”？
《河殇》常常根据一个简单的概念，构成一个强烈的意识，用这意识，笼罩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排除其概念以外的知识，于是对事情的真相就不了解。它对中国文化的观念也是如此。
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杂合的文化大系，《河殇》除了《灵光篇》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杂合文化并盛赞汉唐文化的多姿采之外，其于各处俱以一种单调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必与其他东方亚细亚的内陆文化一般的趋于灭亡，并以张光直教授所说北美洲玛雅文化之例来暗示中国文化必如玛雅文化一样地衰亡。它说：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常规通道，实际上是东方式的亚细亚形态。张光直教授研究了中国文明同中美洲玛雅文明的相似性，认为它们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他认为亚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都具有类似的普遍性，因此并不是中国文明多么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长，恰恰是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寻梦》）”
苏晓康在《河殇》序言中说：“这种文化……它在今天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崩溃了。（《河殇》序：呼唤全民族反省意识）”
这一观念笼罩着《河殇》，成为《河殇》的主导思想。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大误解。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化的、杂合的大民族。
中国文化也一种多元化的、融合的文化大系统。
在周代以前就有几组文化相融合：西部的夏周文化、东边滨海的殷商文化、南方的楚文化、东南的吴越文化……其中尤以夏周文化和殷商文化最为主干。夏、周文化发展于黄河中游，正是《河殇》所指的黄河文化或内陆文化﹔殷商文化发展于滨海，根据张光直的老师李济教授的研究，殷商文化带有太平洋沿岸的背景。李教授说：“殷代的装饰艺术铜器上的、以及骨和木雕上的、聚集在一起，作一个整个的观察，完全代表一个太平洋沿岸的背景，在艺术的观念、装饰的方法，和匠人的作风，代表很早的太平洋传统。它向北经过阿拉斯加，传入北美西北海岸，向南传入现在太平洋的诸群岛。（《中国上古史的重建工作及问题》）”
如果李教授的考证不错，则张光直教授所指的玛雅文化或者是由中国滨海文化传入的。就此一端，中国文化已不能用河流文化或内陆文化一语来概括。孔子说：“周鉴于二代（夏与商），郁郁乎文哉。”可见中国文化早就是融合各族文化而成的大系。
秦汉以后，又吸收不少外来文化。除佛都文化之外，更有不少游牧民族的文化。如北魏、西魏、北周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北魏西魏北周的制度是汉文化与鲜卑文化融合的结果。唐代有名的“均田制”就源于北魏﹔有名的“府兵制”，就源于西魏北周。此外各民族的宗教如火袄老、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一千多年前已在中国传播。所以中国文化内涵极丰富，断断不能以美洲单调的玛雅文化之衰亡而判言中国文化亦衰亡。张光直教授是考古学家，他所掌握的资料是史前史的资料，他只说明中国一些史前史资料与玛雅相似，我们岂能用简单的、片段的史前史资料来推断以后繁积的历史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化的所以能悠久漫长，必有内在深厚的原因，《河殇》诸作者受一些外国学者的影响，将中国社会的外型与其他亚细亚民族比较，就随便对中国文化历史下结论，而不内在地、主体性地从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去了解中国文化，这是非常懒惰的。
要找出中国文化所以能长久的原因，这问题太大，牵涉太广，不能在此讨论，只好留待哲学家、思想家、文化家者去祥细探究，我只提出一点小意见，以供关心中国文化者的参考。
我觉得中国文化精神是由人内心的真感情处发展而出，由此真感情而接触到真实的生命，肯定生命，进而建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哲学家们肯定生命原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这是从能思的主体而证明生命的存在。柏格森要从突破环境的创造力去体认生命的实在，中国人则从 “动情”之处认取生命之实在。
人类最真实的感情无过于亲子之爱。所以中国人总喜欢从亲子之爱推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而建立人伦，进而开展出社会人群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把人生最大的价值，不放在神的世界，也不放在物的世界，而放在人的世界。它最重要的是润泽人生、建设人的价值。这是一种从生命内在透出的人文精神──把一切希望、信仰、价值都肯定在现世人生，追求人生的善化、理性化。这是一种由内心真感情开展出理性的文化。它以建立人的价值为核心，以性善说为主流，所以特别着重“仁”字。仁是人与人相处的道理，是相对待的，有情意的，有感应的，有生机的。所以无感应称麻木不“仁”。果子有生机的内核亦称“仁”。故此中国文化能尊重各种族的生存权，这是一种具有亲和力的文化。故能搏合各民族成为一大民族，能融和多种文化成为一文化大系，因此她有强韧的生存能力。
但是这种文化性格，亦有它的弱点──它的伦理观念太强，容易淹盖了个人的独立性，以致公民意识不易张显，于是迟迟未能突破民本思想而进入民主。所以中国历来只重吏道而忽视政道，严格言之，只有吏治而无政治。同时，它道德实践的要求过强，而轻忽了纯知性的发展，以致由思辨而来的纯知性活动发育不圆满，故科学进展缓慢。
然而，中国文化的本质并不与民主科学相排斥，当社会由大家族转变成小家庭，当民主科学思潮输入，中国文化吸收民主科学自然顺理成章，因为一种看重民本、要建立人的价值、以性善说为主流的文化，断不会排拒民主﹔一个重实践理性的民族，亦必不会排斥科学。不但不排斥拒绝，而且必有其可以相辅相成之道。比如，中国文化以性善就为主流，此正可以补足当前我们所大力提倡的“人格尊严”、“天赋人权”等观念。因为如果人性为“不善”，则我们何所据而言“人格尊严”？又何所据而言“天赋人权”？故中国的性善说正可为“人格尊严”、“天赋人权”等观念建立一稳健的基础。我们为什么要说这种文化必不能吸收民主科学的养料而更有所发展？为什么要说这种文化必不能清洗历史的沉积而再焕发光彩，而妄断它必趋于灭亡呢？现在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是中国人社会，都以中国文化为基调，他们何尝排斥民主科学与工业文明？甚至日本南韩，他们的文化基调亦受中国文化所濡染，亦何尝排斥工业文明？
（七）长城何罪？
让我们再说长城。《河殇》说：
“人们甚至硬要用它（长城）来象征中国的强盛，然而假如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孙们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悲剧的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击。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啊，长城，我们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第二集《命运》）
有了长城，对外可以抵挡游牧民族的劫掠，对内则产生一种凝聚力，把城内的人民压向一个权力核心。（第二集《命运》）”
把长城看成懦弱的防御、不敢向外开展、把人民压向一个权力的核心的一座悲剧纪念碑，这是对长城历史了解之不足。
现在让我们去了解长城吧。长城的作用不在防守，更不表示怯弱与封闭，而是为中国设定疆域创造中国的体质条件。
我国在战国以前并未有疆界，夏代是中国第一个王朝，但夏代只具国家雏形，数百个散布在黄河流域一带的部族拥戴其中最强大的夏族为领袖，所以夏代并无明确的疆界。商代仍然如此。到了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把各部族纳入一个封建模式，中国开始涌现出统一的理想，但是仍然未有固定的疆域，当时各封国错落在大河两岸的支流附近，各设城堡以自卫，这就是诸夏民族的据点之外，穿插着游牧民族，即所谓蛮夷戎狄，中国仍然未有疆界，到了战国，七雄各自据地，或筑城墙，或倚山川而定国界，但仍是七雄的疆界，不是中国疆界。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把燕赵的墙城连起来，成为中国北边的疆界，然后中国有一幅完整的版图。自秦代以后，一直到现代，中国的版图，以此为基础，二千年来所谓腹地，即指城内区域，它不仅建立中国的体质，同时在精神上亦强化起一个中国。二千年来在此版图内，以统一为正常，以分裂为例外，这是长城的重大意义，这点意义，远远超过于防守的意义。
如果就防守而言，长城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恐怕自秦以下，利用长城以防守的不到十分之一时间﹔长城更未限制向外发展，汉、唐、明三代都超越了长城（元清两代本起于长城之外，那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史实斑斑可考。
秦筑长城之后，十余年而秦亡。汉初匈奴势力已入长城之内。汉文帝时，匈奴入侵，文帝置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细柳、渭北、棘门、霸上都有在首都长安附近。
可见匈奴势力已逼近首都。到武帝时，国力充实，九次遣将北征，都越过长城，最重要的三次：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大将军卫青出云中，收复蒙恬所经营的河套以南地。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千里，破匈奴浑邪休屠王﹔旋再出陇西二千里，得胡首三万，匈奴混邪王以四万来降，献河西走廊建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大将军卫青出定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代郡，出塞二千余里，封狼居胥山（属杭爱山）临瀚海而还。
到汉宣帝时又发五将军北伐匈奴呼韩邪降汉。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九年）大将军窦宪北伐，出塞三千里，勒石燕然山而还。永元三年（公元九一年）又出击匈奴，至金微山（新疆阿尔泰山）出塞五千余里。长城何尝限制向外发展？
自汉武帝以下至曹魏，北方胡人降汉的多处之于长城以内的晋阳、汾涧、秦川之间，此后乃引出两晋南北朝五胡乱华与南北大分裂，此等事俱发生于长城之内，长城并未利用为防守。
到了隋唐，又越过长城大破突厥。
唐太宗遣李靖、李勋破突厥，平服西北各外族，置安西、安北、北庭三都护府，辖地都在长城之外数千里。
到了五代的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辽），辽人又突入长城。宋与辽有名的“澶渊之盟”就在长城以内的河北省濮阳缔结。金人来北宋，战事主要在太原。后来南宋与金的划界线在淮水，更远离长城了。蒙古人之灭南宋是从襄阳沿长江而下的，与长城无涉。到了明代初年，明成祖越过长城亲征北方的敌人鞑靼，大败之于干难河。到明中叶以后，明的国势稍衰，李成梁、戚继光守边，再修长城，然后倚长城以御北寇。清人起于关外，长城于清代三百年全无防御意义。所以谓用长城作为防守则时间极短，谓长城表示怯懦的不出击，又与史实不符。
至于说长城会“压缩人民逼向一个权力的核心”，这真是以小城邦来看中国了。中国国土东西南北各万里，中间大川崇山阻隔，北边的长城，如何可以压缩人民向一个权力核心呢？中国自从筑长城之后，仍然有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情况，可见长城并未能把他国人民压缩向一个权力核心。
长城不是一座悲剧的纪念碑，我们虽不必以它为中国人的光荣，亦不必以此为中国人的耻辱。它不失为人类历史上一项使人惊心动魄的大工程，足以发人思古之幽情。
（八）中国从无私有制？
《河殇》大力鼓吹抛弃中国河流文化而学习西方。西方学术有一点最精彩同时是最重要的精神，是：“知识只为真理服务。”既不为政权服务，亦不为眼前的功利服务。《河殇》因为是一部政论电视，目的在鼓吹改革，于是时时浮光掠影，说夸张不实的话，这是违反了自己所鼓吹的学习西方谨严的学术精神，实是非常可惜的，譬如《河殇》说，中国历代只有皇帝一人是真正的私有者，就违背事实。它说：
“中国这样的小农大国，虽然商业从来都很发达，却先天不具备真正的商品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朝历代，皇帝是拥有整个中国的唯一私有者，他可以任意向百姓征收赋税，摊派徭役，无偿也无止境地剥夺农民﹔官吏靠朝庭微薄的俸禄度日，自然也要巧取豪夺地向百姓搜刮财富……因此，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私有制。”（第四集《新纪元》）
中国几千年来君主政体，其中当然有不少暴君苛政，但认为皇帝是唯一的私有者，则未免夸张不实。就以土地私有制而言，自从周代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九四年）初税亩，以后各国仿行，土地即成私有，一直无法改变，到了汉代，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董仲舒和师丹先后提出“限民名田”，结果都未能实行，到王莽，实行王田，把私人过多的土地分给无地之贫户，亦未成功，反而引起大骚动。要到隋唐实行均田制，土地兼并稍稍改善。但均田制于中唐破坏，实行两税制后，土地回复私有，一直沿行至二十世纪。《河殇》岂能根据《诗经》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说皇帝是唯一私有者？
历代当然有不少暴吏，败法乱纪、强征赋税、横派徭役、巧取豪夺、欺压人民，但不能说中国几千年没有赋税制度，由皇帝官吏任意征收摊派。中国有两部重要的政书──杜佑的《通典》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通典》第一篇是《食货》十二卷、《文献通考》第一考是《田赋考》七卷，都详叙历代赋税制度，列之为篇首。以后《续通典》、《清通典》、《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都沿袭此编制，以赋税为第一项要政，列之于首。历代皇室的财富和国赋是清楚区分的，为皇室理财的官是少府，为国家主赋之官是大司农（唐以后改为户部），皇室财政和国家赋税两者是不相混的，一个连赋税制度都没有的国家，可以维持几千年吗？
（九）马克斯误矣
《河殇》又相信马克斯的理论，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解释中国社会，实在不切合实情。马克斯、恩格斯认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备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水平下，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解释，在中国是不切合实情的。因为中国虽是大农国，但是乃小农的经营方式，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散落在广大的面积上，不容易经常集体劳作。所以自秦汉以后，大规模的集体劳动是极少有的，秦始皇驱民以修长城，，史书极其残暴，谓秦代的力役十倍于古。中国的水利工程，汉代是用兵卒做的，《汉书》记载明白。唐代的水利，大都是地方性的，前面所学《新唐书﹒地理志》“关内道”所列的各县水利工程，都是用人民的“庸”来建成的。唐代每人每年须服公役二十日，谓之 “庸”。每多服役十五日，则免纳“调”（调布）。不服役的，日输绢三尺以代替。自租庸调制破坏，行两税制以后，大徭役则以庸钱雇役。
《河殇》在电视集开始时，有一大群人伏地膜拜的镜头，不知它拍的是什么情况，这种集体膜拜的情况在中国是极少的。中国农民，生活在纵横万里、山川阻隔的广大地面上，要集体劳作，并不容易，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以小城邦来想像中国的大农国，是马克斯由想像而来的景象，不是根据实际史料而建设的理论。
（十）帝国主义应支持吗？
《河殇》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了解似乎也太粗糙。
《河殇》说：“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的文化对抗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第六集《蔚蓝色》）”
它用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作为描写中国文化的特征，未免太简单而轻率了。
农业经济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一阶段，由于科技的改进，于是农业进入工业化。但农业仍然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所以农业与工业不是对抗的，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视作冰炭不相容，是由于被“存在决定意识”这一教条拘束所致──认为农业与工业的基础不同，于是其上层意识形态亦冰炭不相容。而实际上，所有工业国家莫不从农业演进而来﹔同时必仍重视农业，两者并非相对立的。
至于用官僚政治来描写所谓黄色文明也不切当。因为官僚政治乃是当社会进化摆脱了以血缘为本的封建制后的一种行政体制──以才能的优劣作为官员任免昇迁的标准，而不血缘亲疏为标准的制度。现在世界各国，无不是官僚政治，即使以专家任官员，仍然是官僚政治。“官僚”一词原非恶名，但当官场陋习养成，官场上的敷衍、推委等不负责任的风气，使人生厌，于是“官僚”乃成恶名。这种官场坏风习，大抵各国皆然，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岂能以此作为中国文化的特征？
《河殇》以“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蓝色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特征，恐怕稍有认识的西方学者亦不会同意。西方文明的精粹处决不在此。如果西方文明的特征果然在此，则西方文明只不过是一种带侵略性的重商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它首先就应该被改造，我们何以还要努力仿傚它呢？
《河殇》因为倾慕“扩张和战争”，于是以郑和下西洋之不带侵略性为非。它讥笑郑和“多么慨慷温和的君子国行为啊”，以致“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由于这次历史大选择的坐失良机，太阳将不再昇起。”（第二集《命运》）这岂非一种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思想？
（十一）传统文化并不开放？
《河殇》或因成于众手，所以在思想上有时并不一致。譬如在《灵光集》中，大力推崇汉唐两代文化，它描写汉明帝向印度迎佛、白马驮经而归、吸收佛学、把佛教中国化的经过描写得非常动人。它说：
“白马给中国人驮来了一个陌生的神，他曾经披着偏袒右肩式印度袈裟……当他沿着一条与丝绸之路平行的路线往东走去的时候，眼窝渐渐浅了，鼻儿渐渐低了，笑容也带上几分世俗的人情味，服装也换上了中国的褒衣博带式袈裟，中国人改造了这个外来的神。那时，我们的祖先确乎有这样的气魄，这样的灵性，这样的聪明才智……”
又形容汉唐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精神说：
“如果没有汉帝国积极主动的开放精神，和博大的文化胸襟，中国的传统乐舞也许始终是这个模样，它可以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却绝不可能产生汉唐绚烂多彩的歌舞。
唐代文化的开放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音乐、绘画、雕塑、文学就不用说了，还有哲学思维方式受印度哲学的影响……唐代文化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真正百花齐放，不是一个模式、一个调子，是各种色彩，不是那么单调的归于一律的﹔第二，充满活力的百花齐放的局面是怎样造成的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对外开放。外来文化的营养，外来文化的刺激造成内部的百花齐放，如果没有对外开放的广泛吸收营养，要形成内部的活力和百花齐放就不可能。”
《河殇》这番话，分明是对中共封闭性的政权一种讽喻，非常有意义。但是，《河殇》自身在理论上亦陷于矛盾。因为既认为汉唐文化是如此的胸襟开展，如此的有灵性，又如此的多姿多彩，而汉唐文化就是黄河文化之一环，可见黄河文化在本质上并不封闭，并不怯懦因循。后来即使变得封闭、怯懦，亦决不是由于文化本质的内因。而是由于环境改变的外因。《河殇》于此不加深思，一面既大力推崇汉唐，而一面又大力主张抛弃黄河文化，岂非思想上有罅隙？
黄河文化盛衰强弱转换的关键，的确大可深思。《河殇》指出由于对外封闭、缺乏与其他文化交流之故，此不失为重要原因之一。考查中国史上对外采封闭政策的，俱在近代与当代，不在古代。明初，明太祖灭方国珍和张士诚，两人的余党多亡命海外，时时勾结日本海盗来犯，明太祖为了海防禁国人下海。此即《河殇》所指的“要把百姓牢牢绑在土地上”、“不许片板下海”的皇帝朱元璋。严格而言，这不能算是对外封闭。而且海禁的时间甚短，明成祖时乃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且由晚明至清初，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当时欧洲宗教改革之后，旧教失势，于是组织耶稣会来东方布教。明万历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跟着龙华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罗雅各、汤若望、南怀仁等相继东来，他们大多有深湛学养与丰富知识，与中国士大夫交游，用其天文、历算、舆地、物理等知识取得中国君主与士大夫的信任，一时中国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向慕西学，此辈传教士又将翻译中国书籍进呈罗马教皇的竟有四百余部。中西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可惜自清雍正以后，东来的传教士素质不如前，雍正皇帝禁止传教，连带使中西文化交流亦一并中断。遂使中西隔阂，这可说是中国对外封闭的第一次。此后直到晚清洋务运动，然后再向西方学习。
第二次封闭应数中共。中共取得政权之后，一面反对传统文化，一面封闭对外交流，“竹幕”低垂二十余年，以致东西再次隔绝，而隔绝的程度又甚于清代。所以封闭不是由于中国文化的本质所致，而是由于当政者的态度与政策所致。《河殇》不加省察，时时将政治与文化混于为一。于是将当前的不合理现象，推向历史文化，回避了对政权的指责，模糊了事实的真相。
（十二）中共作为，何关传统？
《河殇》把近代的不合理现象推向历史文化的例子很多。例如它提到大跃进时说：
“在那颠狂的大跃进时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会相信这种神话。……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化的必然结局吗？”（第四集《新纪元》）
《河殇》这句断语太可笑了。惟其农业文明的农民是最懂得每亩小麦产量多少、每亩稻田产量多少的，他们几千年与农田朝夕相对，会相信亩产小麦七千斤、水稻五万斤的神话吗？但在疯狂的政治运动之下，他们能反驳吗？敢不相信吗？这断断不是农业文明的必然结果，而是“伟大领袖”领导下的疯狂所致。
《河殇》又说：
“为什么标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如此与中国无缘呢？为什么中国人如此憎恶它，以致到了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大规模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呢？从根本上，这仍然是中国文明性质决定的。（第四集《新纪元》）
这又是回护中共的饰词。中国自从一百三十年前晚清洋务运动，已开始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了，现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那一处不接受工业文明？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仍要“割资历本主义尾巴”的正是要彻底打倒中国文化的中共红卫兵﹔要埋葬资本主义的正是共产主义，那里是中国文化？
《河殇》说：“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这一切不平根源，乃是社会缺乏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起钩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文明最古老的民族所最不熟悉的东西。”（第四集《新纪元》）
中国二千年前已发展市场经济，战国时的临淄、咸阳、邯郸、大梁、郢、陶……都是商业大都，唐代长安、扬州、广州更是国际大都会，即使最文弱的两宋，汴京与临安都先后成为全球最大最繁华的大都市。这个古老民族是最多市场经验的。至于肿瘤医生收入不如医院门前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这些不合理的怪现象全是共产主义国家取消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亦只有在共产主义国家内才会发生。以此作为中国文化的罪证，是太可笑了。
《河殇》这种回护现实政权、归罪于历史文化的例子很多，不必一一枚举了。
（十三）以今说古，难免厚巫
《河殇》又时时以眼前的现象反射于历史，以今而说古。
譬如第六集说：“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区建立，它向全世界宣告，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到大海的边上，把它面对着土地的脸，转过来远望海洋了。（《蔚蓝色》）”
中国二千年前已走向大海，《汉书﹒地理志》载合浦、徐闻的航船全程有达八九个月的﹔魏晋南北朝时，南海各国和中国交通的竟有十五国之多（《太平御览》引《南州异物志》），唐代广州、泉州已是沿海的国际大商埠，何待至深圳特区设立才向世界宣告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到海边呢？
又譬如提到利玛窦，《河殇》说：“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一直把他说成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第三集《灵光》）利玛窦来中国是四百年前的事，他一直为中国士人所尊敬，只有近几十年中共才把他说成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
结语
《河殇》写在五四之后七十年，而思想上完全未超越五四。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承着明清两代科举八股败坏人才、社会闭塞、专制流毒之后，提出学习西方科学与民主，可谓切中时弊。自从五四以后，七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已完全接受科学与民主。最低限度，目前在台湾、香港及海外三千万华侨，对科学、民主、人权、自由已有相当认识。现在《河殇》再度提出学习西方，显然是以眼前大陆为背景而发的。中共统治大陆四十年，对民主、人权、自由不但全无推进，而反退后。但《河殇》于指出大陆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时，却回护中共政权，把不合理现象的原因，一一推向历史文化，使海外读者起一种殊不真切之感。
近七十年来，由于资讯的加速，交通的发达，已把各地区连结在一起，世界文化已进入一个多元的、全球意识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各种文化互相协调、互相补足以求共进的新世纪，不是某种文化为主、某种文化为从的时代。而且世界又面临一些关乎全球人类的新问题﹔如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生态环境破坏、能源短缺、核战危机、人之疏离，以至吸毒爱滋等问题，正需要全人类善用各种文化智慧来加以救治，中国正应努力健全民族文化，以期对世界有所贡献。我们今日所迫切追求的除了解民主、自由、人权之外，还有民族文化的健全，我们必须在全球意识之下起一次民族文化的新醒觉﹔亦惟有在民族文化新醒觉之下，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才可以有光辉的未来。以《河殇》作者们的勇敢、英锐、活力、热情，如果能加以深思，必能将《河殇》的思想性加以调整，为中国民族文化的新境界作出贡献。
我在上面虽然指出《河殇》许多可议之处，但我对《河殇》诸作者的高贵品格是衷心敬佩的。
标签：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