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
近日从网上读到曾因撰写电视政论片《河殇》而名噪一时的苏晓康的两篇妙，一篇是《晚凉天净月华开－－话说海外的〈河殇〉与我》，描述《河殇》在外华人学界和汉学界引起的反响，据说至今未衰，且被一些大学列为中文教材；一篇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在美国看网上中文世界》，根据一些失实的闻对他一无所知的中文网络极尽嘲笑、谩骂之能事，连《新语丝》也成了专门那些发表欲极强、用了笔名所以不觉得不好意思的人发表缤纷杂陈的诗歌习作网络了。这倒引起了我重读《河殇》的兴趣，想看看这位“精英”当年谩骂中文化时是不是也象今日谩骂中文网一样的信口开河、口无遮拦。
《河殇》当日掀起轩然大波，海内外评论它的文章不少，“六四”后中国政据说还组织过对它的批判，但这些评论文章，即使是反对乃至批判它的，着眼都是《河殇》的思想，乃是见仁见智的事，难以服人，似乎还没有人给它具体挑挑毛病，看看它所依据的史实虚假到何等程度。我当年看《河殇》，面对“纷杂陈”的画面和听着慷慨激昂的解说，也未曾留意其解说的细节；现在从图馆借来《河殇》解说词，读着干巴巴的文字，才发现其撰稿人的中国历史常识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不提中国历史倒罢了，几乎一提便错。最离奇的一处是要不是他（张衡）曾经当过几天太史令和尚书一类的御用文人官，恐怕连这堆头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星的墓冢吗？”两句话提到三个历史人物，却每一个都错了。张衡从二十三岁任南阳太守的主簿起，一生都在官场上混，历任郎中、侍郎、太史令、公车司令、侍中和河间相，临死前不久还被授予尚书，全都是高官要职，绝非只当过几天”“御用文人官”，那“尚书”在东汉时已成为实际处理政务的高官，跟来的六部尚书已没太大的不同，也不是“御用文人官”。关于祖冲之的史料几于零，但记载了其发现的《隋书·律历志》仍不忘告诉后人祖冲之是“南徐州事史”，这是多大的官职待查，但不是布衣是肯定的。至于宋应星，二十九岁举后屡次参加会试不第，也终于在四十九岁那年外出为官，累任分宜县教谕、州府推官和亳州知州，在南明时还可能被授予过滁和道和南瑞兵巡道这种掌握权的要职。类似这样的错误还有的是，象第一位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仅仅因为信了天主教取人脑髓的传言就被视为愚昧的代表，而自称“药方只贩时丹”、从未提到要向西方学习的龚自珍却被吹捧成了中西冲突时中国唯一清着的人，这样的颠倒，也真滑稽得可以了。
《河殇》反反复复提到明朝的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在它看来，好象明朝之的海上贸易根本就不存在，与西方繁盛的海上贸易相比，中国的东南海岸线是长期沉睡在荒寂之中”，是“一片寂寞”，是“流动、迁徙、贸易都被窒息了；就连郑和下西洋，也只是“一次毫无经济目的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几乎而又纯的政治旅行”，连甲午海战失败的账也要算到郑和头上。其撰稿人难道本就没听说过“海上丝绸之路”，根本就不知道导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原是为了开辟一条与中国贸易的新航道，当时西方的海上贸易很大一部分是跟中作的？
郑和七下西洋，固然是带着“欲耀兵外域，示中国富强”的政治使命，但同具有与西洋诸国进行贸易的经济目的。这些船，在当时被称为“宝船”，全称“西洋取宝船”，是取宝去的。从这些船的设计上看，也不是战船，而是庞大贸易船。郑和的属下马欢著有《瀛涯胜览》一书，详细地记载了郑和船队的行，里面提到宝船一到某地，就派出小船去做买卖，而当地的商人也都预先收购了中国所需的物品准备与宝船交易。其中有一处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贸易情形：
“其二大头目受中国朝廷陛赏，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差头目井哲地未讷几计书算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择某日打。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彼此收。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众手相拿，其牙人则言某月某日于众手中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然后哲地富户才将宝石、珍珠、珊等物来看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若价钱教议已，如买一主珍珠等物，该价若干，是原经手头目未讷几计算，该还伫改纟旁）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还，毫厘无改。”
正因为郑和之行的贸易性质如此明显，当时的人都以为郑和就是去贸易的，致有政治觉悟比较高的人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讲政治：
“然则（郑）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矣！”（《典录·三佛齐国》）
如果说郑和之行乃是国营贸易的话，私营的又如何呢？事实是，明廷一开始海外贸易并不完全禁止，朱元璋还在当吴王时，就已设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易，“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土贸易”，后来倭寇来犯，为了杜绝倭寇的接济，才下了“不许片板下海”的海禁禁令，并取消市舶司。永乐元年倭患平息，又在福建、广东和浙江设市舶司，令士民通番如故，这一次，一直了嘉靖年间，倭寇猖獗，才又罢置福建、浙江的市舶司，但广东市舶司仍保留而到了隆庆改元，倭患稍平，就完全取消了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贸易。
明初的对外贸易还可说是朝贡的附属物，但是在正德之后，就有了越来越多纯粹的商业交易，其繁荣程度已不下于宋元，海禁法令早已成一纸空文，相应商务政策也跟上了，所以《明史·食货志》说：“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务简约，其后增殖渐多。”朝廷从对外贸易中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地方政府却以从中抽分收税。收税是既收商税又收牙税，蕃货由牙行报官后，官方又来一抽分，按例是十分取一。如果有上好的货色，则官方先买了下来，美其名曰“爱”。隆庆以后因为蕃商报货不实，干脆改用“丈抽”，测量商船的长短，根其尺寸收取银两。当时两广、闽、浙一带的军政费用，很大一部份竟要仰仗这税收，以致嘉靖之时广东市舶司一度被罢，当时的巡抚就急忙忙上疏力陈开市好处，请求重开，否则就会“军国无所资，且失远人心”（《殊域周咨录》卷），可见当时海外贸易对政府财政之重要了。当地平民百姓，同样从中得到了处，发家致富了：“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奈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同上书）漳州府的月港因为海道便利，成为走私贸易的中心，异常繁荣，成化、弘治之时被称为“小杭”，嘉靖之时在地方官的建议下，终于把它升级为县，也就是海澄县（见《州府志》、《海澄县志》），成了福建人民往吕宋诸岛做买卖的据点。这一幕在四百多年后又重演了：晋江的石狮也因开放之后成为走私贸易的中心而繁荣由镇升级为市。
福建商人往贩吕宋，在成化之时已属常事。他们主要是跟从南美来的西班牙做生意。中国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特别是丝货，源源不断地涌入吕宋。当时开马尼拉港的船舶，除了每年有两三艘墨西哥来的大帆船以外，都被中国的商船据了。这些福建商人不需要从西班牙人手里购买任何东西，他们只要白银。前吕宋的福建商船，满载白银而归，不输入任何货物，以致大明政府专门对输入银征收进口税，名曰“加增饷”，一船收银一百五十两，光这一项，政府每年有一、两万两的收入。每年西班牙人从南美运到吕宋的白银大约有两、三百万索（一比索约等于银七钱二分），又几乎全部都转输入了中国。西班牙政府对种贸易逆差忧心忡忡，硬性规定每年从南美运往吕宋的白银不能超过五十万比，但是这项法令并没有得到执行。大量输入的白银甚至改变了中国的货币制度明朝本来是以铜钱为货币（以及几同废纸的宝钞），在闽广一带却只用银不用了，其他地区则银、钱混使，中国的货币制度实际上已由钱本位变成了银本位。
当时（1630年）在吕宋传教的一位西班牙教士，在亲眼目睹了这繁华的幕之后，如此感叹道：
“在这个异常庞大的国家（中国）中，任何生活所需的物产都非常富，……那里的大小不同的船只，几乎数不清那么多，每年都装运各食物和商品，驶往邻近各国交易。其中光是驶往马尼拉的，每年经常四十艘，或四十艘以上。……这些商船又往暹罗、柬埔寨……等国贸。……它们把世界上所有的银子都运回去，……因此，中国可说是世上最强盛的国家，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为全世界的宝藏，因为银子流到里以后便不再流出，有如永久被监禁在牢狱中那样。”（转引自全汉《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二卷一期，香港九龙，1969年7月）
而三百多年后，我们的“精英”看到的却只是“一片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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