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先生：
听说你是第一个起来批判电视片《河殇》的，那么，你是否就是当年在共青团《中国青年报》上以“王晓东－秋田草”的署名发表《激情的阴影》的那位呢？
当时，因为听说你是在王震等人授意下批判《河殇》的，而王震又特别点名“一个高级知识份子副教授，竟然参加了《河殇》的写作”，作为《河殇》撰稿人中唯一的副教授，我不得不在《激情的阴影与“阴影”的激情》和《一个反文化思潮的迹象》（同见《河殇论》）中，对你的“有来头的批判”作了回应。这已是历史，兹不赘述。
最近，有朋友向我介绍你的新作《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说是又有批判《河殇》的文字。我想，既然王震已死，为什么还要批判《河殇》呢？怀着好奇，也就拜读了大作。
（一）
我对你的民族主义感情十分敬重（如果你的感情是真的），但是你在论证时欺软怕硬的做法却令人质疑你的真诚。请你自己看看你的“民族主义”论证：
“在80年代末风靡一时的《河殇》，也触及到了中国目前生存空间狭小的问题。但它讲所谓的“蔚蓝色”，讲海洋文明，开了个大药方，说了半天只是个经商、外贸。它也责备了中国明朝时尚武精神不够等等，但最后却是要求我们对于西方人更恭顺，只谈做妓女可以赚钱，却忘了妓女也需要黑社会保护。它忘了，1840年前后中国外贸独步世界，最后却让西方列强和日本人抢光了。我认为，《河殇》极端崇拜西方文明，却对于西方文明的真谛毫无感觉，说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话，到头来还是几句“阉者的梦呓”而已。日本的靖国神社里有山本五十六写在两个螺旋桨叶上的对子：“不自惜身命，龙鲛跃四溟”。这个对子的文学水平很一般，但我认为，同样是讲“蔚蓝色”，山本五十六的这个对子远比《河殇》更接近西方文明的真谛。”（《香山脚下论民族主义》）这使我纳闷，怎么日本的秋田米，到中国就成了秋田草呢？你赞扬山本五十六，但为什么要用妖魔化《河殇》的方式呢？
这不禁使我想到，九十年代风行一时的匿名批判“逆向种族主义”《<河殇>与<说不>》一文，是否也是出自你的手笔呢？既然王震已死，为什么还要批判《河殇》呢？
（二）
作为一位学者，你应该知道，用“逆向种族主义”、“蔚蓝色就是做西方殖民地”等妖魔化标签装扮《河殇》，不是学者应该运用的方式，那么你们可否改弦更张，依据文本来讨论问题呢？
在电视片《河殇》1988年6月播放之前半年，在我单独为河殇摄制组撰写的《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第二集.二元归一》（参见本文□附录□）中这样写道：
“中国，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它雄踞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举囊括了绵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腹地。这个无法选择的命运，使它注定受到两股力量的竞相吸引:它在内陆的安详与稳定，和海洋的奇异与激情之间，踯躅徘徊。”“远在地中海的航海文明兴起以前，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
“中国古代的统治文明起源于内陆，但中国文明的整体则包含着丰富的海洋生活成份。 殷商时代通行于中国的货币，就是海洋生物的贝壳。早在仰韶时代，酋长的墓室就由拼组成龙虎图案的贝壳来装点。 可以推测，为了保证这种货币供应，在当时的殷王朝统治中心，即现今的黄河中游一带与大海之间，已存在固定的商路。 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到叁世纪之间的中国哲学家庄周，曾经在一篇题为《秋水》的作品中表现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性格上的差异。黄河的河神名叫河伯，秋天涨水的时候，他看到黄河之大与天下之美都包容于己了。狂喜之下，他尽情漂流直抵大海。等他看到大海的博大，茫然自失。随着他的叹息，大海的主宰北海若出来了，对他说：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它只知道自己的小小地盘；不能和夏天的虫子探讨冬天的冰雪，因为它除了自己的时代，便一无所知；也不能和专业学者去谈论真正的哲学，因为他受到知识与教育的局限。而今天，河伯你终于冲决了河道的壅塞，得见大海的宽宏博大。当你知道了自己的局限，就毅然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宏伟的境界…… ”
你难道因此批判说，古代哲学家庄子与他的河伯，也在鼓吹“逆向种族主义”和号召中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吗？
再请看《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第二集.二元归一》：
“秦汉时代的中国龙，有五种基本的颜色:北方有黑龙，东方有青龙，南方有赤龙，西方有白龙，中央有黄龙。 而明清以来的定式，使黄龙成了至高无上者。但黄色的历史性胜利，内陆文明因素对海洋文明因素的绝对控制----则是以整个民族的衰败，为代价的。……中国的躯体是黄色的，但心灵却受到蔚蓝色的召唤。千百年来，它正是时时想挣脱这矛盾的羁绊和纠缠，而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绵延最悠久的内陆文明。 ”
你难道因此论断说，秦汉时代和更早的蓬莱文化、河姆渡文化的海洋因素活跃的中国，是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附庸国吗？
（叁）
《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第四集.两种选择》（参见本文□附录□）则更为深入地讨论过中国蔚蓝色文明（而不是什么“西方帝国主义的蔚蓝色”）的来龙去脉，并预言它的历史命运：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着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殖民同化。 ”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问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
批判“河殇的蔚蓝色”为“逆向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代言人”的先生们，你们难道可以把楚国和齐国抵抗秦始皇的征服甚至把项羽和陈胜吴广为代表沿海地带起义反秦的活动，一概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吗？
事实上，我们呼唤的蔚蓝色是中国的蔚蓝色，而不是山本五十六的蔚蓝色，更不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蔚蓝色。所以《河殇》日文版之一的翻译者十康吾教授亲口告诉我，他认为“《河殇》有大中华主义的倾向”。这和所谓“民族虚无主义”的左帽，显然是风牛马不相及的。
（四）
虽然“蔚蓝色”的主题在我撰写的《河殇解说词第一稿》（以下简称《河殇第一稿》）（参见本文□附录□）中占有主要地位，但它本来不是压轴戏；第一稿的第六集谈的是环境保护和知识份子问题！
“知识是一个民族自新自强的有力手段，而知识份子往往就成了民族复兴运动的有力前锋。纳粹德国灭亡波兰的计划凸现出了一个真理:要毁灭--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份子。 这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想想意识。”
“有人把知识份子问题简单理解成‘知识份子脱离实际’或者‘知识份子打击知识份子’。这显然是不对的。但这也多少含有一点真情：知识界的骚动，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动荡、混乱甚至最终解体的伴生现象。 ”
“中国人的自信，就在他敢于吸取一切异己的力量，然后再使之同化于己。 ”
王小东先生，你也是知识份子，你应该知道，这并不是煽动，而是不幸而言中。既然你们没有力量“吸取异己的力量，然后再使之同化于己”，当然就只好走上“要毁灭--个民族，必先消灭它的知识份子。 这正如要奴役一个人，必先麻痹他的想想意识”的宿命道路了。
（五）
走笔至此，你可能会反问我，为什么只是援引《河殇第一稿》而不援引《河殇解说词分镜头稿》（以下简称《河殇分镜头稿》，参见现代出版社《河殇解说词》1988年）呢？
正如你知道的，中国存在着严厉的审查制度，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它的节目是要得到广播电视部的核准的。因此，我能够对之负责的，只是我自己亲自撰写的东西如《河殇第一稿》，而不是被中央电视台修改过的东西如后来在各种报刊上流传转载的《河殇分镜头稿》。
正如你自己也知道的：“若无官方自始至终的支持，该片是不可能拍摄成功的；其次，在该片放映后，中央电视台以及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国大报等舆论工具花费了大量篇幅，并组织多次讨论会，中国的报刊界也从来没有对一部电视系列片像《河殇》一样，如此报以青睐，刊登解说词、连续地报导、发表评论、组织座谈；再次，从当时一些批评《河殇》的文章十分谨小慎微，而《河殇》的支持者们对于这些批评者们的指责却十分严厉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风向是吹向哪边的，当然，“六四”以后风向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
事实上，你只要比对一下我的《河殇第一稿》和被中央电视台修改过的《河殇解说词分镜头稿》也就是你所谓“《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国大报等舆论工具花费了大量篇幅，并组织多次讨论会”先是赞扬后是诋毁的那个版本，就不难发现，两者的区别。
1，这种区别首先来自于思想的蓝图大纲和电视的通俗需要之间的不同逻辑；2，这种区别其次是参与者的变化造成的。如《河殇第一稿》是谢选骏一人撰写的；《河殇分镜头稿》则增加了苏晓康、王鲁湘、张钢、远志明等四人。人多干劲大，同时也人多口杂：在加强了《河殇》的影视宣传效果的同时，也必定会使得它的内容变得丰富，思绪有时彼此冲突。3，最重要的，《河殇第一稿》只是作者的私人写作，而《河殇分镜头稿》则是由中央电视台修改、组织、录相剪辑、录音合成、公开播放的，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几百家报刊竞相转载的官方版本！4， 中央电视台制造的官方版本的责任，为什么要由作者个人来承担呢？这不仅不该由谢选骏来承担，也不该由苏晓康、王鲁湘、张钢、远志明等人来承担。5，事实上，《河殇分镜头稿》和我毫无关系。除了《河殇第一稿》六集，我没有为《河殇分镜头稿》写过什么。第六集在演播时虽然署了我和远志明的名字，其中凡是与《第一稿》无关的，就不是我的；凡是和《第一稿》有关的，才是中央电视台从我的版本中摘取的；其他五集也都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要一个作者，对他没有写过的东西负责呢？6，说来可笑，我为北京的中国中央电视台辛辛苦苦地写了《河殇第一稿》六集，结果仅仅得到200元人民币稿费！7，200人民币。我为它受到的咒诅和诬蔑，远远超过了200次！甚至2000次！！一块钱十次？8， 我们比100年前“打一拳两个钱”的武训还要便宜得多！中国的人力资源真是丰富 啊，而且越来越丰富了。9，如果今天的中国还有青天大老爷和好皇帝，我可否击鼓鸣冤呢？！
（六）
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Barme）在中国学术文化圈二十余年，对于中国社会有细致入微的了解。然而即使这么一位人物，在他撰写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书中还是对“夏骏，《河殇》一片的导演，十分耐人寻味地躲过了六四屠杀后的大清洗”表示大惑不解。这既说明他对神秘的中国还是不够了解，同时又说明围绕《河殇》一事的不公正，多么深入，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如上所述，中央电视台运用它手中的工具，有组织地修改了我的《河殇第一稿》，等到它炮制的《河殇分镜头稿》录相剪辑、录音合成、公开播放之后，捅了大马蜂窝，我这个唯一的非党员、副教授，首当其充，中央电视台不仅不出面澄清事实，反而继续抹黑真象，把全部责任推给有名无实的解说词作者！
对。中央电视台不能清洗夏骏导演。因为他只是执行了中央电视台的行政指示，完成电视片《黄河》没有完成的工作而已。如果清洗了夏骏，也得清洗中央电视台台长、广播电视部部长、中宣部部长以及……！那还了得。所以，只能责任下放，让解说词作者倒霉！不管这个作者有没有写那些解说词！这真是一笔糊涂帐。谁碰上谁倒霉！但是，这是官场积弊，不是学界应有的。
所以我说你王小东先生欺软怕硬的做法，令人质疑你民族主义的真诚。
你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风向是吹向哪边的，当然，“六四”以后风向发生了变化。”你为什么不敢批判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出尔反尔的行为？它们一会儿赞扬《河殇》，一会儿又说是反革命暴乱的蓝图；到底哪个说法是真的？
我现在倒是想看看你王小东先生是否一个真的民族主义者，是否敢于谴责中央电视台，把我的爱国的《河殇第一稿》随便修改成了卖国的《河殇分镜头稿》这一吃里爬外、无法无天的行径！
如果你不敢，说明你多半是假民族主义者。
那么，我就不免要用你们批判《河殇》卖国求荣的叁段论来回敬你了：
你王小东先生在北京香山脚下公然吹捧山本五十六的“蔚蓝色”更接近西方文明的真谛----
等于赞扬日本军阀----等于为侵略战争唱赞歌----等于为南京大屠杀辩护……
所以，假的民族主义，就是真的汉奸理论。
你以为如何？
谢选骏
2000/12/21
标签： 争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