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涛
2001 年“5．1”假期，我在西安一家小书店买到一本打五折的书《我们唾弃那种中国人》，书的副题是“动乱‘精英’在海外”，由林默涵、魏巍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大多收录的是左倾刊物《中流》里一些文章，我也曾写过一篇读后感《究竟谁在出“洋相”》，发给了《民主论坛》的洪哲胜先生。最近因搬新家整理旧物，又翻出了这本书，信手翻翻，颇觉可笑，可是翻着翻着，竟从那帮“左”派老头义正辞严的批判文章里读出点“亲切感”来，顺手写上几句。
其一、铮铮傲骨刘宾雁
魏巍文章《大老爷与“小学生”》中骂刘宾雁：刘宾雁象其他叛徒一样，在主子面前表示要反共到底。“他决定写成各种小册子，用各种伪装，寄给大陆民众。”可是我倒觉得他应该更多地想一想叛徒的下场，实在说还没见过哪个叛徒有好的结局。就说前面提到的张国焘吧，刘宾雁决不会比张国焘对国民党更有价值。张国焘“红”了一阵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连个车都要不出来，后来又到香港摆香烟摊子，最后象狗一样地冻死在加拿大。这种景象是不是也可以让刘宾雁之流警醒一些呢？（以上为魏的原话。）
刘宾雁流亡海外之后，我辈一介普通百姓，根本无从了解他的行踪，而现在明白了，他不但要“反共到底”，“决定写成各种小册子，用各种伪装，寄给大陆民众”，而且即便摆香烟摊子，象狗一样冻死在异国他乡，也决不与中共暴政同流合污，不向强权妥协，不正表现出一个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吗？他的表现不正如大陆众多读者所期望的那样可敬可爱吗？
在这里倒是真要感谢魏巍这个老头子，正是他象“华子良”一样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和严密的新闻封锁中，突破重重障碍，为我们送来了刘宾雁等人的最新消息及其他动向。《中流》的文章正“中”我辈之“流”！同时也希望早日能收到刘宾雁先生的小册子，当然更盼望这些小册子早日在大陆公开发行！
其二、普及魏京生
署名“冷眼”的一篇文章《媚外软骨症》提到：记得魏京生曾于70年代中期提出过一个当时颇具争议性的“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观点，一时颇能耸动视听。
由于年龄的缘故，再加严密的新闻封锁，我对于魏京生所知甚少。“79”民主墙事件似乎成为一种符号，魏京生因言获罪一事中央电视台播了，但“冷眼” 先生所谓的“耸动视听”恐怕只是一个不大的范围吧？与我同龄之人对魏京生其人及其主张耳熟能详的为数不多，而一拨又一拨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们，又有几人能知道魏京生？现在网络发达了，偶尔（也只是一定范围的）能看到有关魏京生行踪的文字，还知道他和黄慈萍女士正在操持一个“魏京生基金会”，经常开开讲座、谈谈话、发表些言论什么的，这都是他在海外的“现在时”，可是作为曾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勇敢地发出自己声音、并持续影响中国民主进程的“先进分子”，他的最原初那些政治主张、自由精神和民主理念又怎能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好在这位“冷眼”先生竟一句话就为我们送来了“魏京生主义”，那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
真理往往是简单的，而所谓“真相”也只不过是一层窗户纸，“冷眼”先生一不小心就把它给捅破了，剩下的事情就更加简单化了，将它广而告之，广为普及就是了。冷眼看到的，往往才是热点的问题，才是事物的核心问题!
其三、国宝级“蚂蚁”王若望
王若望被指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中共开除出党时，我正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书。一段时间报纸上经常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和“王若望”这个名字。除了批判文章的内容外，我对王若望其人和他“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详情并不了解。十几年后，王若望先生在美国去世时，我刚好漂流在上海，在网吧里匆匆敲了一篇短文发给洪哲胜先生的《民主论坛》表示纪念。而在这本书里，我却了解到很多王先生在美国的活动情况和“精彩表演”。
署名“隋卞”的文章《“国宝”王若望》，在披露了王若望先生的“精彩表演”时提到：他（王若望）针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提出 “必须主动地解决‘6．4’事件，为“6．4”平反，释放政治犯，结束‘一党执政’”，否则他就要号召“人民起义”，用暴力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里，“隋卞”先生义愤地评论：多么大的口气！真是“蚂蚁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而我看到这些，却由衷感到，王若望先生真是一位“国宝级蚂蚁”！“蚂蚁撼大树”不正是我们目前正提倡并众人身体力行的宝贵精神吗？貌似庞大的集权专政污蔑这种精神，其实恐怕的也正是这种精神。
王若望先生去世两年多了，由于环境所限，在他的祖国并没有开展大规模的悼念活动，相信有一天会出现纪念的盛况的。他老人家所规定的青年人长期的自我修养“四项行为准则”，即“一、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二、不拉山头主义；三、排除小团体习气；四、不患得患失，服从整体利益，顾全大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发扬光大。
其四、让蔑视北岛的“诗人们”见鬼去吧
“文革”结束后，要说对中国的文学青年产生影响最大的诗人，当推北岛。我自己就是一个诗歌写作者，现在手边就有一部《北岛诗歌》。在前些年，谈论北岛仍有相当的“禁忌”，因为他被视为“异议”而很少有人在公开场合提及。为了看到他在海外的诗歌作品，往往要费很大的周折。前不久在《收获》杂志上看到他写的一篇关于搬家的随笔，了解了一点他的行踪。近几年，新生代的一些小诗人们狂热地将“打倒北岛”作为一种时尚，似乎北岛成了他们进军诺贝尔文学奖的绊脚石。北岛已经不再年轻，但我及周围许多人在期待他能当之无愧地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渠道方便、及时地了解他的过去和现在。在马午阳先生批判苏晓康的一篇文章中，我却意外地了解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关于北岛的“插曲”：
“一日下午，大名鼎鼎的诗人北岛光临寒舍，极郑重地递给我（苏晓康）一封联名信，文字极短，大意是今年为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为创造一个和谐的改革环境，建议全国人大对政治犯实行大赦。”
文学的本质就是“人学”，真正的诗人应该是真理的捍卫者和心灵的守护神。北岛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诗歌的伟大理想，这种博大的知识分子情怀正是诺贝尔奖所弘扬的基本精神。凭此一点，就足以让那些蔑视北岛的所谓“诗人们”见鬼去吧！
其五、孔捷生“卷土重来”不是幻想
于逢的文章《西方无岸》批判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著名青年作家孔捷生。80年代文坛上闪耀出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孔捷生的中篇小说《大林莽》是其中一部很有影响的力作。这位于逢先生评论（当然是嘲讽性的）孔捷生说：他原来是最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但他却在最起劲地宣传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最后，他写出了中篇小说《大林莽》，全篇使用半现实半象征的手法，作着存在主义的说教，把“文革”当为一个普遍现象，诽谤我们整个现实社会充满种种暴力，扼杀所有的生机。而从此他的创作生命力也就逐渐衰竭了。
看了这段话，令人疑惑这为于逢先生是不是没有经历过“文革”？或许真的是痴人说梦？的确，“文革”就是一种政治，是一段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血腥的政治，一个作家可以不关心“政治”，却无法躲避这种罪恶政治之下作为一个“人”的悲惨生活。关注了自身的命运，反映了自己所经历过的最真实的生活，就成了“诽谤”、“扼杀”？那么作家孔捷生究竟“诽谤”了谁，又“扼杀”了谁？如果他真有那么大本事“扼杀”了这架罪恶的政治机器，证明他的创作是成功的，而事实恰恰相反，这架罪恶的政治机器时至今天仍在大肆作孽，孔捷生的创作生命力怎么能轻易“衰竭”了呢？
其实这位于逢的文章里自己就给了自己一个否定答案，他议论说：他（孔捷生）还声明要写一本叫做《血路1989》的书，“作一些深层检讨”，这不是要总结经验教训，幻想卷土重来吗？
幻想“卷土重来”，这是多么可喜的创作生命力！于逢先生这篇文章的本意是“批判”，看到最后竟然有了“励志”的意味，真令人好笑，也真令人欣慰。“革命尚未成功”，捷生仍须努力啊！
其六、苏晓康的“遗憾”令人可敬
苏晓康因电视片《河殇》而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最为人瞩目的青年知识分子，《河殇》成为8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关于“5．4”精神的讨论，关于人权与人道，关于民主与科学，关于东西方交融等热门话题的讨论因之而达到高潮。在此后10多年里，谈论《河殇》成为一个禁忌（当然批判《河殇》仍然是热门）。尽管仍有不少人顽强不息地做着与《河殇》同样重要的文化和学术工作，陆陆续续有一些作品问世，毕竟大环境有限，没能形成80年代那种气候。时隔多年，在一本叫做《我们唾弃那种中国人》的诸多大批判文章中，了解到苏晓康对《河殇》的遗憾，方才有“解铃还需系铃人”之感慨。
文章中提到，苏晓康曾撰文说，过去，他曾由羡慕西方人的自由精神而羡慕西方文化，总认为是因为中国文化未能导致自由精神而不能原谅它，因而，《河殇》的反传统思想有偏颇之处。今后思考中国的问题，不能再绕过共产制度而只去清算传统文化，即：“不要再奢谈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对这个制度了。”
正如文章的评论所说，原来，苏先生的遗憾在于《河殇》错拿了民族传统文化做靶子，透过这个靶子再批判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直接了当地以共产制度做靶子，并“公开表示从今以后将不加任何遮掩地反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治制度”。
苏晓康对《河殇》的这番反思，时间是1991年前后，距今已10多年，然而反观大陆一部分学者、教授之流仍执迷不悟，左一套“主义”、右一套“理论”，侃侃而谈，洋洋自得，自觉或不自觉地作“鸵鸟”状，在触及一些实质性问题时，总会躲躲闪闪，洋洋洒洒不知所云，愤世嫉俗而不知所措，张口大骂而不知为何，别人批评而不知羞耻，做稳了“奴才”竟不知身在何处。对照苏晓康的自省，和他直面现实的勇气及对抗强权的战斗精神，我们是否每天都该思考和探讨“暴政为何物”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呢？苏晓康先生的可敬之处正在于让我们每一位知识分子在审视自己的言行时，不要再有太多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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